童年还在，在大人的回忆里，在“70后”“80后”怀旧的歌声中；童年已经没了，因为当今社会，已经不允许一个人有太长的童年。
童年不能承受之重
五道杠、官味十足、慰问题词等领导做派一样都不少，这是中国少先队武汉市副总队长黄艺博出现在网络中的形象。其博客的开篇《开博前言》中就这样表明心迹：“为万世开太平。”在网络时代，此远大的志向，同时又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的粉丝，黄艺博想不红都难。
林妙可的故事看上去则更加“儿童不宜”。因网友在其参加活动的照片中发现，她的胸部比正常龄女孩要大，由此引发了“丰胸”的质疑。5月11日，林妙可的母亲在微博上代其如是反击：“伤害满12岁的我，你能是胜利者吗？你沾沾自喜之时，想想你这样大时有这样的坏人恶语攻击你吗？”
一个是“官样小大人”，一个是“奥运小童星”，当大人们在疾呼着“出名要趁早”的时候，过早成名的他们却注定要承受非凡的压力，付出巨大的代价。
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说：“儿童是我们发送给一个我们看不见的时代的活生生的信息。”若真如此，那么，未来中国的那个时代正在接收着今天发送的什么样的“信息”呢？
成都一名7岁女孩为了能当班级舞蹈的领舞，央求妈妈去“走后门”，原因是她知道妈妈和班主任是同学；一位网友正在念小学的侄子特别喜欢亲戚开车去接他，因为那个亲戚有辆好车，让他觉得“有面子”；听说爸爸因交通违章被开了罚单，需要重新去学交规，一个不满10岁的孩子说出的话令父母震惊：“你们送点礼给警察不就不用学习了……”这些散落在媒体和网络上的讲述，或许会让成年的我们瞠目结舌，但也不排除有的家长会拍着孩子的脑袋称赞其“聪明过人”。
4年前的一部纪录片就曾为我们生动地记录了这样的场景：武汉一所小学三年级一班选班长，表面上是3个孩子之间为选举相互倾轧、钩心斗角，背后则是家长们机关算尽、歪招频出。最后一个家长利用单位关系让孩子请全体同学免费坐轻轨“增进感情”，临到投票前夕又“适时”拿出糖衣炮弹——中秋礼物送给全体同学，结果以25票当选。这部名为《请投我一票》的纪录片，震惊了世界，也震惊了很多国人。《华盛顿邮报》对其的评价是：关于一群孩子的、令人如坐针毡的政治戏剧。4年之后，看过该片的网友表示：“原来五道杠不是个例。”而媒体人洪晃则在微博上惊呼：“这么下去，真的会到最危险的时刻！”
“最危险的时刻”或许还没到，但童年所承受的负荷过多却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负荷既包括学业的压力、做不完的功课、报不完的补习班，也有在社会不良风气的浸淫之下，孩子们过于成人化的思维和处事方式。
2011年全国两会上，孩子“想当贪官”的话题再次引起政协委员们的热议。全国政协常委张文康在谈到学术造假、公务员腐败等均体现出思想道德建设的短板时举例说，有的小孩长大想当贪官，因为“贪官挣钱多”，张文康认为：“这是现实的也是可怕的。”
有的小孩要当贪官，还有的小孩想杀贪官。《国际先驱导报》去年曾经报道过，在福建南平发生杀害幼童案后，当地一个孩子“写信”给凶手郑民生：“在那短短的55秒内，你杀了多少洁白善良的心，你要真忍不住仇恨，你就去杀那些贪官，你怎能杀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
其龄其语，背后所蕴含的东西显然不仅仅是“童言无忌”那么简单。
当孩子不再天真
同样在2011年全国两会上被热议的，还有儿童的成人化问题。演员宋春丽在两会上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痛陈“成人化”儿童节目之危害，认为大量“少儿不宜”的内容充斥电视节目，严重危害了儿童的身心健康。
事实上，成人化的不仅仅是儿童电视节目，儿童服装、儿童玩具、儿童歌曲、儿童间的友谊……毫不夸张地说，今天几乎儿童的一切都在成人化。新华社《新华纵横》年初曾经报道，在浙江杭州的新华书店，一本名为《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的书堂而皇之地摆在儿童读物柜台，其中的内容不堪入目：“白雪公主与父亲乱伦，母亲因妒成恨痛下杀手，长发公主成为巫婆报复男人的工具……”而在沈阳的五爱市场儿童文具区，成人化的文具造型和图案更是比比皆是，一个笔袋上正在热吻的卡通男女图案旁边，写着火辣辣的说明——“对你的爱蠢蠢欲动”。
汗颜吗？无语否？且慢，因为还有更让人惊讶的事情发生。
有网友在论坛上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哥哥参加一个宴会，没带老婆去，我女儿问：“为什么不带舅妈去？”她那个8岁的同学悄悄给她分析：“宴会上有很多美女，你舅妈去了会吃醋的。”成人的话语，就这样成了孩子们的口头禅；成人的思维，让本该纯真的心不再单纯。
不单纯的孩子在舞台上是什么样？《半月谈》曾经报道称，在一些选秀舞台，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脱颖而出，父母的最大任务就是教导孩子如何讨好评审和观众。于是，荧幕上孩子们说话越来越圆滑，舞台上孩子们的表现越来越老成，甚至哗众取宠。“很傻很天真”的孩子不再吃香，“很黄很暴力”却能让他们脱颖而出。
当孩子沦为成人娱乐的附属品时，天真就注定要过早地离他们远去。一部《观音山》让范冰冰直呼自己找回了少女时代，童星出身的她曾直言，十几岁成名令自己失去了对少女时期的体会。网友艾欣则在博客上讲述了自己观看某综艺节目后的感受：“有一个小选手，大概只有7岁的样子，在海选晋级后就对妈妈说：‘妈妈，您太辛苦了，我只能用成绩来报答您，谢谢妈妈。’说着说着，泪水就稀里哗啦往下流。可眼前的这个小孩却丝毫没有感动我，甚至有点觉得这个小孩不那么可爱。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一个7岁的小孩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同样，去年在《中国达人秀》节目中成名的“小周立波”张冯喜，以模仿周立波的海派清口而引发观众爆笑连连。但周立波本人对其的评价则耐人寻味：“是个天才，但是没有天真。”
失去了天真的童年，还是真正的童年吗？作家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说：“一个人长大了若不能怀恋自己童年的痴拙，若不能默然长思或仍耿耿于怀孩提时光的往事，当是莫大的缺憾。”
成人的虚荣和幼稚
有人说，童年是成人时代的一场前戏。那么，如此前戏过后，迎来的却未必是一场高潮。
病在社会，根在成人。黄艺博的父亲说，不要把对社会的不满发泄在一个孩子身上。有网友则反驳，那你也不要把对社会的谄媚寄托在孩子身上。
如何教育孩子，黄艺博的父母有权做出自己的选择，而外界对这名五道杠少年及其父母的口诛笔伐，与其说是“发泄对社会的不满”，不如说是对儿童成长环境的无奈和焦虑。
身为世界着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者，尼尔·波兹曼认为，正是现代传媒的影响才使童年过早“消逝”。他说：“儿童的天真无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渐退化，然后扭曲成‘伪成人’，实在令人痛心和尴尬。”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前文提到的“很黄很暴力”一词之由来。2007年12月27日，13岁的北京少年张殊凡出现在央视一则《净化网络视听环境迫在眉睫》的新闻中，她称自己在查资料时，突然蹦出一个窗口，“很黄很暴力”，于是自己赶快给关了。其后围绕“很黄很暴力”的种种网络恶搞层出不穷。但网友的暴力讨伐显然搞错了对象。有南方媒体当时发表评论称：“媒体利用未成年人的无辜身份来完成预设的道德谴责，先有断章取义之嫌，后有忽视未成年人权益之错。”
另一位风靡电视和网络的“失控姐”，更是被娱乐到极致。这个4岁半的南京女孩，在电视节目中因一再失声痛哭而蹿红，而当新华社记者与她交流后却发现，小女孩的“失控”多因被电视台的人故意惊吓所致，女孩本身其实更爱笑。新华社的报道说，在录制某个电视台的节目时，编导居然让两组人对抗，一组负责让她哭，一组负责让她笑，哪组赢了就不用蹦极。
“就这样被你催熟”，而“催熟”孩子的因素来自方方面面。河南一家幼儿园曾经为了迎接上级检查，禁止近百名小朋友入园。这些被禁入的小朋友，大多属于上课爱动、爱说话的。有媒体感慨：“形式主义教育正从娃娃抓起。”至于“让数百名孩子暴晒在艳阳下或者在大雨中表演节目，领导们在台下打伞观看”的新闻更是多得不胜枚举。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外面的成人世界孩子几乎触手可及。当大人们都在现实中陷入迷惘、迷茫、迷乱的时候，童年的天空又如何能保持澄净？
放眼望去，儿童时期的优点在成人身上几乎已荡然无存。诚实守纪只存在于儿童守则中，老实人吃亏是今日社会令人尴尬的现实。我们一边为“孩子想当贪官”痛心疾首，另一边的“公务员热”却一年火过一年。而诸如“不要随地吐痰”“不闯红灯”“要有序排队”，这些童年时期的教育，至今依然在公共场所的广播里反复播放，提示和教育着成年人及全社会。这是童年期的延长，还是成人期的幼稚？
输在起跑线的不只是孩子
胡适曾经有言，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需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时间。撇开后面两点不谈，在怎样待小孩上，我们看到了什么？
在某网站进行的调查中，多数网友认为，黄艺博现象以及更早前的广州一年级学生“想当贪官”事件，“折射了社会现实”，是对功利化社会的最真实写照和无情嘲讽。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任何教育都不能以抹杀孩子的天性为代价。让天真无邪的少年承担成人的重负，并教以‘官僚习气’，只能证明家长的无知和功利。”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黄艺博个人的攻击显然有些不合时宜，因为即使有错，也不是他的错。如评论人十年砍柴所言：“父母乃至整个社会对孩子的教育，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如何适应这个社会，以及如何在这个社会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
为了适应社会，童年过早地让位于各种补习班，钢琴、跆拳道，孩子们在耳濡目染和家长的带动下，主动参与进大人的世界中，现代版“揠苗助长”之风正成为中国家长乃至整个社会的选择。因此有网友感叹：“当今社会，已经不允许一个人有太长的童年了！”
正是因为童年的提前远去，才使得“天才儿童”随处可见。一句“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让孩子们失去了童年的快乐。但若长此以往，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输在起跑线上的又岂止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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