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家贵州晴隆莲城南行不到两公里，就是中外驰名的二十四道拐，一段弯道连环、沙石铺面、坡度不缓、满是沧桑的国家历史文物公路。
每每提起二十四道拐，一种异常复杂的感受就涌上心头。我的童年和少年是赤足踏着二十四道拐走过来的。
作为20世纪50年代末出生的晴隆人，我的童年和少年正好赶上了那缺衣少食的六七十年代。我刻骨铭心地记得，当年晴隆许多人家不仅衣食不足，连生活燃料都买不起。那时滇黔铁路尚未开通，晴隆便是内地到云南边疆的运输大通道。时逢越战，为援越抗美，二十四道拐上通行的大多是满载军火的军用车，很少看到地方车辆，县屑几乎没有任何机动车辆。居民的生活用煤，大都是经二十四道拐往西十余里地，到一处叫小寨的煤窑，人背马驮来的。
晴隆莲城海拔1400多米，是典型的高寒山城，冬季西北风翻卷着纷飞的毛毛雨，凉得透骨，冷得出奇，烧煤取暖便是当时我们晴隆人唯一的抗寒方式。每到冬季，煤驮子便在水塘街一侧的莲花池前一字摆开，马夫们一个个面如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在凛冽的寒风中口叼叶子烟杆，瑟瑟地等候着买家。尽管冷得够戗，马夫们还是希望冬季长些再长些，天气冷些更冷些。那时一驮煤重2阗斤左右，买卖双方经一阵讨价还价，二到三元便成交。一户人家每个月至少需四驮到五驮，要烧去十几元钱。当时经济条件好的人家，月收入也就是四五十元，要养活全家八九口人，仅燃料开支就要占家庭全部月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这实在不是个小数。
经济条件好的人家烧煤尚且是一笔不菲的开支，那些低收入甚至无收入人家，就只有望煤兴叹了。我就生长在这样的人家。当年父母是缄乡结合部的农民。那时，为了迈开“社会主义”的步伐，农民们开辟的一条条谋生之道，均被当做资本主义道路堵死了，家里根本没有任何固定的经济收入，仅靠三分自留地种点小菜，换回一家八口人的盐巴和灯油钱。至于生活用煤，只好全家老小不时到小寨煤窑靠人力运来。我九岁那年，便与长我三岁的哥哥一起，开始隔三差五徒步二十四道拐，去小寨煤窑抬煤炭了。
那时或许因为无啥可偷而夜不闭户，无啥可捡而路不拾遗，社会治安无比好。我们弟兄俩虽然年纪很小，但出门一点都不怕。只因个头瘦小，加上整日饥肠辘辘，所以浑身乏力，一次抬煤也就四五十斤，还常常五步一停，十步一歇，步履蹒跚，磕磕绊绊，回程十多里路要走七八个小时。一趟下来，疲惫不堪，双肩破皮，两脚起泡，渗着淡淡的咸水，火辣辣的，晚上难以入睡。我每次负重来到二十四道拐底下，仰望着相对高差大约四百米的半关(当地人对二十四道拐的称呼)坡顶，总是满脸的愁云，无尽的哀叹，还有喋喋不休的抱怨：抱怨弯越拐越多，坡越爬越陡，路越走越远，肚子越来越饿，煤越来越沉，总觉得半关坡老爬不到顶，二十四道拐老走不到头。
便宜买老马，上坡真无法。看到我们弟兄两人磨破的肩膀和稚嫩的身躯，父母自然疼在心里。为了把我俩从抬煤的重负中解脱出来，家里东拼西借凑了 60元钱，从乡下买回一匹很便宜的老马，由我们哥俩赶着运煤。当年谁家买了一匹马，犹如今天谁家买了一辆车一样兴奋。但我们兴奋得太早，这匹马不但老得掉牙，而且腿跛眼瞎，如同今天买了一辆报废车。我们原以为有了它，便可万事大吉、轻松无比了，殊不知赶着它，比人挑肩扛还费力。前往煤窑时放空，哥哥牵着走，我骑着它，还挺得意。回程负重爬二十四道拐，为了抄近道早点到家，我们就顺着弯道一侧的羊肠马道前行。前边，我奋力地牵着马缰向前挣；后面，哥哥搂着马屁股拼命往上推。每趟耗尽吃奶的力气爬到半关坡顶，已是日落时分。一次爬到中途，老马一蹄踩空，连同煤驮子侧翻下近20米高的山崖，就此结束了它不幸的一生，而家里因买它而背负的债务还远没有还清。翻崖一刻，如不是及时丢下手中的缰绳，我绝对随之被带下崖去。多少年后，老马坠崖的情形仍不时地再现于我的梦境，把我一次次惊醒。
老马虽已坠崖，可日子还得继续，炉灶还需冒烟。为此，我们又扛起了抬煤的扁担。就这样，我们在二十四道拐走过了一个个秋去冬来，爬过了一轮轮寒来暑往。后来，我赶上了高考的末班车，好歹也算考上了个学校，持续多年沿二十四道拐担煤回家的历史才就此画上了句号。
往事不堪回首，但审视走过的人生路，哪里有什么平坦大道，又何止二十四道拐。也许曾经的经历只是想给我一点启示：人生如拐，世事如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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