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军：从金山“宰相”到小米“沙皇”

还债

2007年10月20日出版的《IT时代周刊》以同月9日在港交所上市的金山软件CEO雷军为封面文章，全文万余字，题为《雷军和他的金山王国》。这篇“公关文章”在用“金山王国”一词时，不知是否斟酌、“推敲”过。

当然，比起这样的细枝末节，两个月后，也就是12月20日召开的雷军辞任CEO的媒体交流会上的内容更值得品读。这件事，大概是像《IT时代周刊》这类刚刚对雷军高唱过赞歌的媒体始料未及的，也不愿看到的。毕竟，上市成就的光环、铸就的“王国”不到两月就被“国王”抛弃了。

不过，媒体们不必觉得尴尬。事实上，金山创始人求伯君、张旋龙也没想到。11月间，当雷军初次向他们提出此事时，求伯君的反应是，“我跟大家一样，真的很惊讶。”而张旋龙认识雷军16年来第一次在雷军面前发脾气，“我觉得不可思议”。

然而，如果陈年当时想起了自己两年前一段往事的话，他应该能够感同身受，并理解雷军。2014年，陈年对《人物》杂志讲了一段“素材”以“佐证”雷军身上的“善意”：2005年，陈年为求解内心之难题，丢下“我有网”的经营，花了八个月闭关写作自传体小说《归去来》。作为我有网股东的雷军，在这期间未提一句有关生意的事。当陈年把样书送给雷军，雷军说了一句让陈年难忘的话，“其实你经历的这些，我也在经历”。

在发布会上，雷军的一席话，大概就是在说他所经历的是什么：

在过去的八年里，就像马拉松长跑一样，我只有一个目标，把公司做好，完成IPO。其实，IPO只是公司发展的一个阶段，由于我们不顺利的IPO过程，（因此）在我内心深处，IPO就像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是我一定要完成的目标。完成这个目标之后，有不少朋友问我（感想），我讲了两个字，“还债”。

第一个，要还求总、张总的知遇之恩，他们给了我这个平台。他们作为金山最早的创办人，我希望他们能够看到这个公司成功，看到自己的心血能使公司到一个相应的规模。

第二点，因为去年的融资是我牵头的，我跟不少的投资人，尤其去年的GIC也有一些承诺，我觉得IPO的完成也让他们赚到了钱。最最重要的是，跟我一起打拼多年的同事们，我开了无数张空头支票，还没有换成钱，这是一个遗憾。

《人物》杂志也提到了这一点：“‘我每天给大家打气，给大家画饼，画到后来你发现负债累累，如果不上市你这一辈子都还不清。’雷军曾感慨。”

这一席话，一方面讲雷军懂得感恩、责任感强，所以，他不会像陈年一样中途撂挑子；但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他的痛苦。而上市，就像希腊神话中那个不断被推上山又滚落至山谷的巨石。五次上市的种种努力，似乎耗尽了他的才华，燃尽了他的激情，也折损了他的理想，以及少年得志带来的高傲和自信。

虽然最终成功上市，但刺激并非止步。金山的市值不过53亿港币。同年11月在港交所上市的阿里巴巴市值1500亿多港币，根本不在一个量级。

我们无法得知，曾经的学霸雷军忙碌之余是否想起过北宋名相王安石的一篇文章《伤仲永》，自问过自己是否也如金溪民方仲永一样“泯然众人矣”？

电影《无名之辈》上映时，有一句话让很多人唏嘘不已，“人这一生，终要和自己的平凡和解”。“和解”，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容易；对雷军来说，更不容易。更重要的是，他不愿意，也不甘心。

周鸿祎对《人物》杂志的记者说，“雷军太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了。你越在意，越要把自己描绘得比较高大上，你就比较累。唯一我比他强的，就是我脸皮比他厚，不太怕别人骂我，或者骂我，过去了，就算了。”

曾经很知名的博主方兴东也有类似的感受，“雷军心思很重，一些无心之举也会伤害到他。2000年，有一次雷军来找方兴东，正逢方在接一个投资者的紧急电话，让雷等了半个小时。这件事让雷军10多年一直耿耿于怀。‘每次一喝酒，他喝到一定程度，必然要说这个，起码给我讲了5次。我每次说，好了雷军，这个事情说到这里就忘掉吧，是我不对，但是，你看他就忘不掉’。”

雷军在辞任交流会上感谢大家赠送的“最勤奋的CEO”这个“奖状”。“劳模”这个词，听起来很好，可是，它终究离成功还是有非常遥远的距离。它就像上天给的“安慰奖”一样，其实一点也抚慰不了不甘平凡的人那颗未济之心。也许，它更像勾践座位前面的苦胆，时时刻刻体现的不是荣耀，而是别的东西。

2016年，小米的成功让雷军已经能坦然自嘲，他在《遇见大咖》的镜头前说，“我出道也是很早的，我1989年就出道了。我这个年纪，我跟他们说我也属于老革命，但是跟我熟的朋友就觉得，你看雷军这么拼命也就干成这个样，本质上雷军也不行，战略能力差了一点。”

2007年10月9日，金山上市，雷军致信“全体金山人”，全文677字；十一年后，小米在香港上市，雷军的公开信2244字。心境已然大不同。

退休

雷军2007年离开金山CEO位置时，其实刚满38岁零4天，说“退休”，显然言过其实。

在接受《遇见大咖》记者史小诺的采访时，雷军说，“我退休的那3、4年时间里，我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我没有把自己放在成功者(的位置上)。”

但是，雷军的内心可能并没有真正视自己在金山的履历为成功，尽管在世人看来，他至少也算是功成名就了。

然而，金山的CEO也是CEO，也是一家上市公司的CEO。“归隐林泉”之后，雷军“不要司机了，没有秘书，没有办公室，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双肩包”。在北京的冬天，下雪天打车是很困难的，就像任何一个在路边打车的人一样，一等等四五十分钟。自己有车也不开，因为“停车很麻烦”。有意思的是，“打车难”在今天能成“轶事”的，还有一家公司。

2008年的一个雪夜，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和加勒特·坎普（Garrett Camp）在巴黎街头打不到出租车，于是萌生了“拼车服务”这一想法，于2009年成立了Uber公司。

当然，雷军事实上并没有真正退休。他还无法和平凡和解。

有理由相信，他肯定反思过自己的战略能力到底行不行。在周鸿祎看来，过去雷军战略能力的确不咋样，但后来变得厉害了：“雷军真正脱胎换骨的变化是他离开金山，出去做投资。在那之前，你可以说雷军还不太懂互联网，在那之后，雷军成了一个互联网专家。我觉得他当年离开金山，也许很郁闷，也许不太开心，但这个挫折没有把他击倒，反而是给了他一个跳出来反观自己的机会。

一旦把互联网的‘道’弄明白了，雷军过去这么多年积累的那些‘术’马上就会发挥作用。”

他是如何反思的呢？隐忍求索的细节恐怕难以知悉。但是，我想其中至少有两点。

第一，离开金山后，他才真正开始谋划、筹建自己的“王国”——这也是我为什么说《IT时代周刊》那篇文章的标题用词欠妥的原因。也许他的内心一直有一个熊彼特所说的“独立王国”梦，但至少在彼时，金山王国的国王不是雷军，而是他的“恩公”——求伯君、张旋龙。

无论做什么，雷军都至少要征得求、张的首肯。这其中，不免会对其个人意志有诸多打折。这也与雷军的个性有关。他对史小诺说：

“我有时候（是）很难说‘不’的一个人，因为我不愿意让大家不开心，这是我性格的缺点。我知道这件事我不应该答应，但是，我有时候实在拉不下面子，所以，我这样的性格就会导致我在今天这个位置上会非常的累。”

金山旧部、小米副总裁尚进的感受是，“我们在金山觉得雷总是老板，但那时候他肯定不是。他的弦绷得很紧，他非常尊敬董事会，甚至到了我们感觉不必要的状态。”

退隐的雷军，“无官一身轻”，即便错了、输了，那也是愿赌服输，不必对其他人觉得有亏欠。这解放了雷军。因为如果一个人总是患得患失，不免自缚手脚，“使我不得开心颜”。2011年，当雷军抵挡不住求伯君、张旋龙二人的“情感攻势”，于7月正式接任金山董事长一职，并全权代理两位创始人的投票权。

与2007年时相比，“董事长专业户”雷军创办的小米已声名鹊起，开始成为现象级企业。 这个时候，“雷军和他的金山王国”才真正名副其实。此前，他是一个尽心尽力、勤勉奋进并有身股的管家而已。当然，也因为有了新思想，所以他对金山的改革显得更有底气，也更游刃有余，更有老板气质。

“我接手金山的时候，就对金山的问题理解得非常透彻”，把企业文化的口号改为两句话“志存高远，脚踏实地”，调整了薪酬结构和激励机制、业务结构，总结起来，就是20个字，包产到户、关停并转、放水养鱼、腾笼换鸟、筑巢引凤。金山也不负所望，逐渐从边缘回到第二梯队；其股价从回归时的4港元左右一直涨到30港币附近。

另一点，在我看来，是他如何“复盘”金山对垒微软过程中的得失。求伯君对《人物》杂志记者说，“我们最早的时候说，一定要把金山做成中国的微软。我们的口号是：让金山的软件运行在每一台电脑上。雷军确确实实在为这个志向而努力。”这个梦想与比尔·盖茨的梦想——“让每一张桌子上有一台电脑”可谓异曲同工。不仅梦想相近，管理也有相似之处，例如，雷军要求金山人周一到周四着正装。

然而，微软给雷军的“教训”也是最多的。

据《IT时代周刊》那篇文章所述，1996年，windows95中文版正式发布，office被捆绑销售。“原本占办公软件90%市场份额的WPS迅速溃败，金山技术优势荡然无存。”时任北京金山公司总经理的雷军带领员工夜以继日地开发新产品“盘古”。在中国神话中享有开天辟地之功的盘古，未能爆发出洪荒之力挽回金山的颓势，仅销售2000套，“200多万元的开发、宣传经费血本无归。”

后来，周鸿祎在雷军的车里说“盘古”不好，雷军有点生气，但仅表现为闭口不言，看着窗外开始抽烟。“后来我才知道盘古是他的第一次滑铁卢，结果我就拿这事批评他，他肯定会觉得很难受。”

的确，雷军很难受，不是一般的难受。“那一年，我失去了理想。”《IT时代周刊》写道。1996年4月，他提出辞职，当时还不流行“身体原因”。在求伯君的挽留下，雷军休假半年，于11月1日回到金山，开始了“游击战”，做“微软不做的领域，然后以战养战”。

这些“战役”包括国内首套商业PC游戏《中关村启示录》、VCD全屏播放软件《金山影霸》以及计算机学习软件《电脑入门》，以及大陆第一套大型武侠RPG游戏《剑侠情缘》《WPS97》以及“金山词霸”等，这就是所谓的中国软件市场的“三大战役”。

然而，即便如此，自1999年出任金山CEO以来，雷军带领金山冲刺了五次上市，最终还是以游戏公司身份才得以上市。正面对标“大象”带来的“战斗疲劳感”——智力、创意、精力被极大透支，让雷军很快去职。

2009年冬天，雷军40岁生日，他似乎仍然未到顿悟之境。“当晚，雷军在伤感、挫败和矛盾的情绪中度过，一边唏嘘不已，一边一瓶接着一瓶地灌下喜力啤酒。一群人都越喝越多。11点半，雷军才开口说，今天是他的40岁生日。……聚会临近结束，大家说40岁了，总结一下。

雷军留下一句话：‘要顺势而为，不要逆势而动’。”其实，金山与微软的战斗，也算不上“逆势而动”，只是创新理论有关延续性创新的经典案例——在这种战争中，优秀的公司基本上不会让挑战者占到便宜。

小米

2007年1月9日，乔布斯推出iPhone、重新发明手机时，金山正在冲刺上市。当时，雷军应该还未想到自己将来会做手机。否则，他不会等到2010年4月6日。

当雷军踏入不惑之年总结“要顺势而为”时，他也未必就想亲自动手。

原因有三。第一，势虽然是看明白了，不等于想清楚了具体的切入点；第二，即使他认为智能手机是一个巨大的风口，但毕竟硬件并非雷军所擅长。用他自己的话说，“初期毫无硬件行业经验”。第三，他已经投资了不少公司，再投一家手机公司，也在情理之中。

当雷军告诉小米创始人同侪“小米将是他最后一次创业”时，林斌疑惑地问他，“你是认真的吗？你在小米的股份还没在YY多呢！”

事实上，他本来是抱着豪赌一把的心态、通过投资黄章来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个台风口的。然而，从两情相悦到分道扬镳，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其中的罗生门、是非曲直在今天看来已没那么重要。虽然他认识到，“这是全球竞争最激烈的行业，对于初创公司而言，无疑是挑战‘地狱难度’。

国际上有苹果和三星，国内有华为和联想，每一个都是遥不可及的庞然大物。”但是，雷军不愿意错过，从MI（Mobile Internet）的命名就可见一斑。于是，他自己下田摸鱼。也许，黄章分享给他的经验和见识帮他下定了决心，让他拥有了一定的自信。王川对《人物》说，

“当年，雷军与黄章彼此都是真诚相对，黄章把做手机的经验倾囊相授，雷军则把软件、互联网和公司运作的规则悉数教给黄章。”

雷军向黄章推荐了谷歌中国工程研究院副院长林斌，但黄章不肯出5%的股份给林斌，投资搞不成了，于是雷军就纳为己用。小米的创始团队构成，用《人物》的说法，“一半是雷军的旧识，一半是林斌的故交。”2017年11月，小米总裁林斌兼任手机部总经理，“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强化管理，夯实基础。”作为小米的台柱子，手机业务的地位不言而喻。2018年上市时，小米的股权结构表明，林斌占13%。

2010年4月6日，在北京中关村保福寺桥银谷大厦一间很小的办公室里，雷军、林斌、黎万强和黄江吉四位联合创始人以及其他9名创始团队成员“一起喝了碗小米粥，就开干了”，开启了雷军所说的“史诗般光辉的创业历程”。

小米的故事有资格被称为传奇。它从MIUI开始累积“米粉”，创造了很多引领行业但也引起争议的行为或概念，比如“台风来了，猪都会飞”、饥饿营销、粉丝经济、参与感、跑分、互联网思维、铁人三项、生态链、F码等等。其实，“台风来了，猪都会飞”并非雷军原创，仅是一句民谚而已，早就被其他企业家引用过。

但它经由雷军之口，借小米快速成长的雷霆之势，迅速红遍大江南北。此外，雷军和董明珠的“10亿赌局”无数次成为媒体的焦点。即便雷军最终输掉了所谓的“赌局”，然而，成立仅八九年的公司，营收实现1749亿元，净利润136亿元，撇开未来不谈，小米算得上中国商业史上一个经典案例。

而且，小米在快速进化。在进化的过程中，有不少“打脸”让人捧腹。譬如，“五年之内不上市”，“为发烧而生”与快速挺进低端机市场，“互联网思维”与广告、线下销售，没有KPI与层级制改造……但是，它与人品无关。在一个生存、经营环境快速变化的时代，“打脸”是难以避免的。

从更积极的一面来看，这也是对自我的超越甚至颠覆。要做到这一点，非常不易。过去，当我们说历史的沉淀时尚有不少美感，但在今天，历史的沉淀变成历史的包袱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打法，如果执著于某几句话，或者某些“思维”而对机会持封闭的心态，显然不利于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正如凯文·凯利在《失控》中所言说的，“一个物种如果不能产生必要的变异，就不能进化。

物种改变自身的能力与其行为的可塑性一样，在它的进化力中占有一席之地。”没有变异，就没有适应力；没有适应力，就只能被淘汰。

当然，小米不是没有失败，不是没有遗憾，不是没有批评的声量。也许，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失败和惋惜，当属米聊不敌微信。很多人都会觉得，米聊本可以成为今日之微信。其实，米聊输给了腾讯并不丢人，口信、来往、易信以及腾讯内部的类似项目组，都输给了张小龙这个创造了Foxmail、改造了QQ邮箱的产品经理，况且腾讯有庞大的用户数作为“弹药库”；另一方面，如果米聊大获成功，也许就不会再有小米手机的故事。

当然，我们会看到一个痛苦挣扎的腾讯。

当然，还有很多人批评小米抄袭、缺乏核心技术、研发不足、炒作概念、营销驱动等等，尤其是当华为出货量超越小米之后。这种批评之中，如果不考虑双方阵营的竞声，其实或多或少也包含了一些恨铁不成钢的爱。

“沙皇”

2014年初，苹果联合创始人沃兹尼亚克造访中国，并出席了小米的年会。在此之前的极客公园创新大会，雷军被授予“年度极客”。极客公园创始人张鹏现场访谈雷军。当时，雷军大谈特谈的还是正流行的互联网思维、不洗脑、不开会、没有KPI、不需要打卡等等。

然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却是另一句话，“所有的产品，只有我看过的才能上架，任何细节都归我管，你字号放大一点缩小一点，都要我看。”因为“参与感”“以用户为中心”等理念不仅在实务界圈粉，也有不少象牙塔里的专家学者为此写了学术文章，而我却认为它的泡沫多过实质。果然如此，用户参与获得的仅是参与感，而非其他什么东西，他们获得了成就感，但决定权在产品经理手中，在雷军手中。

虽然人们喜欢完美的产品，但却常常诟病完美主义者。有权力的完美主义者，如果不能克制住自己，最终就是事必躬亲。雷军就是这样一个人。当然，乔布斯也是这样一个人。可是，乔布斯最终推出的产品并不多，而小米就不同了。当它的产品线越来越多时，媒体人士就开始调侃“互联网思维”7字诀——专注、极致、口碑、快——只剩下“口碑”了。

领导者事必躬亲的一个根本原因，也许是完美主义的文化、其所倡导或主张的设计原则和具体标准还不够清晰，或者没得到足够认同。在认同、灌输的过程中，就会导致权力越来越集中。因为其他人也有自己的想法，“洗脑”并不容易、极其困难，所以最终还是要靠权力来说话。

另一方面，危机也会成为领导者集权的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说成“机会”似乎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它在客观上就会产生这等效应：危机需要领导者起弊振颓，只要领导者做到了，他的权威或威权就会不断增加。

在小米上市的公开信中，雷军写道：“过去八年，台风口的猪，我们当过，大起大落，我们也经历过……无数事实已经证明，我们是一支敢打敢冲、不屈不挠、不断创造奇迹的英雄团队！”

所谓“大落”，便是小米在2014年第三季度成为中国第一、全球第三大手机品牌厂商后，于2015年迎来了疲软。2015年上半年同比增长33%，是2011年以来首次半年销量环比下滑。年目标本来是1亿台，尔后调整为8000万台，但最终也没有实现，售出6400万部，2016年小米甚至放弃公布销售额，IDC的估计是仅4150万部，跌36%，名列中国市场第五，排在OPPO、华为、vivo、苹果之后，而前三名都实现了增长。

从默默无闻到中国第一，小米用了三年；从第一到第五，小米用了一年。“惨败”“神话破灭”等论调纷至沓来。

2017年11月24日，雷军发内部信，任命总裁林斌兼任手机部总经理。他写道，“我直接管理手机部的研发和供应链工作已一年半时间”，也就是说，2016年5月，雷军就直接管理手机部的研发和供应链工作了。

2018年4月27日，联合创始人周光平、黄江吉辞职，让人毫不意外，因为坊间认为“大落”，周光平负有责任。被称为“八大金刚”的小米联合创始人团队剩下六人，加上黎万强更早退出了小米的一线，事实上只有五人了。

上市之后，小米公司层面的架构调整和人事任免迄今为止已进行了四次。其中有两点值得说道。第一，小米联合创始人，除林斌仍在一线负责手机部工作，洪峰负责小米金融，刘德出任新组建的组织部部长，王川出任参谋长，后出任中国区总经理；黎万强大部分已淡出小米的工作。而这些人均需向雷军汇报。第二，新组建的业务条线总经理，大约十几人，也直接向雷军汇报，加上职能部门，估计会有二三十人向雷军直接汇报工作。

虽然我们无法得知汇报的具体内涵，但这个数量也不算少了。看到这样的架构，大概很多人都不免会有相似的看法：雷合伙人已成为了小米的“沙皇”。2018年9月的那次调整后，极客公园创始人张鹏和雷军有一次“私聊”。经过雷军“授权许可”，张鹏将这次私聊的内容公诸业界。

在这次调整中，联合创始人刘德、王川回到集团，“从战略和管理层面为年轻管理者引路护航”，其目的是，“把经验丰富的核心高管集中在总部工作，才能让这个大脑也不是我一个人”。然而，张鹏又追问道，“组织部和参谋部算是强力部门吗？”雷军说，“当然是特别强力的部门。不够强力就帮不到我了……过去，我就是一个光杆司令扛总部职能；现在，我希望有更多更强的团队来帮我分担。你肯定也知道，过去我真是累得不得了，不过我愿意来承担。但接下来的情况是，就算我再勤奋，可能也不够了。我得有足够强的人和团队来帮我。”

这不免让人想起大明王朝“开创”的君相一体的辅政制度，大学士们再厉害，也不过是辅政大臣，是秘书、是助手。各位“老兵”，不过是雷军的协助者，这与合伙人制的实质就不再同轨了。今后，也许从前也是如此，雷军独断大事小情。当然，作为港交所同股不同权的第一股，从股权结构讲，雷军在小米的表决权已超过50%，似乎也是水到渠成，其他合伙人的相对位置显而易见了。

今后几年，剩下的几位创始人如果退隐，也像求伯君一样做个“快乐的股东”，业界观察家的下巴并不会惊掉。

但是，至少就当前而言，小米的未来，则悉数交给雷军一人决断。

至于未来怎样，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