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1930年，北京，周日。
这天，一个叫周培源的男子正在他的朋友刘孝锦家做客。那时，他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在清华物理系担任教授。
他是清华学堂1924年公派出国的学生，只用了三年半的时间，便在加州理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还拿到了加州理工大学的最高荣誉奖。
尔后他去了欧洲，在德国的莱比锡大学和瑞士苏黎世高等工业学校从事量子力学研究，他的德国导师就是后来荣获诺贝尔物理奖的W.K.海森伯教授，是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在欧洲待了差不多一年，便回了国，任教于清华。那一年，他刚刚二十七岁。
彼时的大学教授，无论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是极高的，尤其是梅贻琦校长上任后，清华教授不仅有三百至五百银元的月薪，而且还可以拥有一栋新住宅。
周培源年纪轻轻便执教清华，可谓前途光明。刘孝锦开他的玩笑，说他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周培源拊掌大笑，说清华的女生少，物理系的女生更少，美国大学里学物理的中国女生简直稀有，哪里有人瞧得上他。
他这话不过是开玩笑的，身为无锡人，他有着南方男子少有的高大身材，相貌也生得周正英俊，天庭高阔，鼻梁挺直，剑眉星目。哪里是别人看不上他，只不过是他一门心思埋头苦读，才耽搁了恋爱，毕竟三年半拿三个学位，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刘孝锦笑着说，不如替你介绍一位如何？清华女生虽少，她所在的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可是“秀色满园”。说着，她果真就拿出一沓同学的相片来。
周培源一张张翻着相片，突然他停了下来，指着其中一张照片道：“就是她了。”
都说周培源眼界极高，传言果然不虚。当时，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是中国女子的最高学府，相片上的女孩子大多气质不俗，可这么多人里，他只看上了王蒂澂。
王蒂澂是吉林人，那年刚刚二十岁，就读于英文系，是北女师公认的“校花”。那张照片是她在颐和园拍摄的，当时，她和七位好友去游园，其中一位女生的堂兄为她们拍照留念，后来那位男生竟将照片拿去小报发表，于是，照片便流传了出来。好事者给这相片起了个雅号，叫“八美图”。其中，王蒂澂又格外出众些，便得了“头美”之名。
自古才子配佳人，刘孝锦决心成人之美。她安排了一次宴会，把周培源和王蒂澂都请了过来，并将两人的座位特意安排到了一起。
那天两个人都如约而至，王蒂澂一身淡雅衣裙，轻轻入座，周培源坐在她身侧，离得那么近，他将她看得很清楚。她生得细巧而纤瘦，瓜子脸，柳叶眉，眼睛是单眼皮，细细长长。
上菜的时候，她吃得很少，他猜想她是不好意思，便热情地替她布菜，夹很多到她碗里。
其实她不吃是因为菜不合她的口味，望着碗中堆积如山的韭菜，她忍不住笑起来，想，这人真真的傻气，我明明不吃韭菜的，他却使劲夹给我。
他看着她笑意深深的眼，脸不由自主地红了。
从此之后，他便总去北女师的宿舍找她。去得多了，门房的阿姨都认得他了，每每见着他远远走来，就在门口喊：“王蒂澂小姐，有人找！”
他每次去都给她带点小礼物，宿舍里的女孩都打趣着“哄抢”。有一次他送她手帕，轮了一圈才落到她手上，还好他有备而来，买了整整一盒子，她才在女孩们“瓜分”完毕后留了一块给自己。她素来是大方率真的人，他也素来随和开朗，在这样的笑闹中，他和她的爱情潜滋暗长，历久弥深。
1932年6月18日，他和她在北平的欧美同学会举行婚礼，清华校长梅贻琦亲自主持。婚后，王蒂澂去了清华附中教书，他们共同居住在清华新南院。新南院是三十栋新盖的西式小楼，建筑精美，设备完备，甚至还配有新式的电话和热水管道。周培源夫妇和闻一多、俞平伯、陈岱孙等着名教授齐居于此，整个新南院都洋溢着和谐的学术氛围。
他们感情很好，晚饭后，两人总相携出门散步。渐落的夕阳下，他们并肩而行的身影，亦是清华园的一道绝佳风景。
婚后的三年里，他们生了两个女儿——如枚和如雁，两个可爱的女儿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然而，就在这时，她患上了严重的肺病——肺结核。当时，肺结核并无特效药根治，得了它，和得了绝症相差无几。
因为肺结核有传染性，她需要与家人隔离，于是，他把她送到了香山眼镜湖边的疗养院，休养了整整一年。那一年，他除了上课和探病，还需照顾两个幼小的女儿，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可是，他从来没有耽误过一次周日的探视。从清华到香山，当时只有一条崎岖不平的土路相连，他骑着自行车，往返五十里，风雨无阻。
探视有时间限制，他来了便舍不得走。被护士“驱逐”出门后，他便悄悄来到窗户处，爬上窗台。
她躺在病榻上，看到他站在高高的窗台上冲她挥手，透过擦得通透的玻璃窗，她看到他鼻尖上沁出一层细细的汗珠，两只手上都是黑灰。怕被护士发现，他不敢出声，只比着嘴型说好好养病，见她听懂了，他笑得像孩子一样。
她哭了，埋下头，眼泪打湿了枕巾。
她在香山疗养了一年，居然奇迹般地痊愈了。
第二年，他前往普林斯顿大学进修，在美国待了一年。彼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美国国内急需科技人员，他们一家收到移民局的正式邀请，只要他肯留下来，美国政府可以给予他们全家永久居留权。对此，他一笑置之。
他们如期归国，随清华南迁，来到了昆明。他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继续担任教授，从事流体力学研究。
一开始他们居住在昆明大观楼附近，当日军的飞机开始密集轰炸昆明，他们一家只得搬去西山龙门脚滇池边的山邑村。不久，他们有了第三个女儿如玲。
王蒂澂身体不太好，他便承揽了照管孩子的任务。初生的女儿如玲作息昼夜颠倒，为了哄她睡觉，他能不厌其烦地抱着她，在屋里来回走上几个小时。
哄睡了女儿，他才能腾出手来备课。有时候，她一觉醒来，他还在油灯下刻着蜡纸。学校缺少教材，他就自刻蜡纸，油印课程讲义发给学生。他瘦了许多，凝神专注的样子让她觉得鼻头发酸，于是，她常披衣起床，给他端一杯热水。
这杯热水本来应该是一碗热气腾腾的鳝鱼面，因为他是无锡人，最爱吃这个，或者，至少也应该是一杯茶吧，可是，他们太穷了，什么也没有。
寒冬的风吹着薄薄的窗纸，呼啦作响。孩子们都睡沉了，香甜的呼吸声此起彼伏。他握着那杯水，抬头对她笑，她也笑。
有一天，他兴冲冲地跑进屋，拉起正在做饭的她就往外跑。她稀里糊涂地跟着他，到了院子外头才发现，栏柱上拴着一匹油亮的大马。
他得意地告诉她，那匹马是他买回来的，他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华龙”。她头一次听说马也有名字，不过，老实说，他那名字起得真不错，很配这匹漂亮健壮的马。
她又好笑又疑惑：“你买匹马做什么？”
他拍拍马背：“骑呀！”哈哈大笑，“我可有座驾了！”
他们居住的山邑村与昆明城距离遥远，没有公路，汽车不通，连自行车也买不到，他去上课的时候，凌晨五点就要起床。
她没想到，为了赶路，他会买一匹马回来。他是一个物理学家，却用这样浪漫的方式对抗生活的艰难。望着他骑在马上，露出孩子气的得意表情，她忍不住笑了。
此后，他每天骑马进城，先送两个女儿上学，再去联大上课。他的马简直引起了轰动，整个西南联大的学生都跑来看周教授的“华龙”，连物理系主任饶毓泰都戏称他是“周大将军”。
在最艰难的时候，他曾得到一个留美的机会。那时，他正利用休假期在美国进修，美国政府邀请他参加了美国国防委员会。后来，他还获得了海军部的留任，可因他不肯加入美国国籍，最终被拒绝了。
在中国教育史上，西南联大是一个奇迹。那时候物质匮乏，条件简陋，空袭的警报日日响起，连生命安全都是问题。然而，这八年间，联大却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更叫人惊讶的是，许多教授原本有机会离开，去美国、去欧洲，去拿丰厚的薪水，过安定的生活，可是，他们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留下来，守着贫穷的联大，留在战乱的中国。
在他们身上有许多东西，不是一句“爱国主义”就能道尽的，更多的是属于知识分子的操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他在美国工作到1946年7月，便辞职离去。随后，他代表中国去欧洲参加学术会议，并于同年当选为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的理事。
1947年2月，他回国了。那时候，西南联大已经解散，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自迁回了旧址。于是，他们一家在上海短暂停留了两个月后，回到了北平的清华大学。
一年后，他们迎来了第四个女儿如苹。这个最小的姑娘和爸爸最亲，十四五岁的时候，还喜欢像小朋友一样，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飞奔过来，跳到爸爸背上。他不似中国传统父亲那样正襟危坐，姑娘们都被他宠得“没大没小”，如苹总是“笑话”他，说他“一天到晚爱来爱去”。他不仅不以为忤，还点头称是，别出心裁地编了一首顺口溜：“老大我最疼，老二我最爱，老三我最宠，老四我喜欢。”并把这顺口溜天天挂在嘴边。
不久，解放了，他被调入北大，于是举家搬入了北大燕南园。燕南园是原燕京大学的教师居所，修筑得极其精致典雅。
周家居住在燕南园56号，庭院中遍植樱花。樱花树均由周培源打理，他极爱花，还常常戏称家中有“五朵金花”，其中四朵是女儿们，另一朵是王蒂澂。王蒂澂原名王素莲，后来改成了“蒂澂”，“澂”是“澄”的古写，“蒂”是“并蒂莲开”，这名字取自“莲出淤泥而不染”。
王蒂澂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可仍有人称赞她的美貌。据说，陈岱孙教授为她独身了一辈子。还有一个传闻是，当时的物理系主任叶企孙也因为她而终身不娶。这些传闻是真是假，已经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中，难以辨别。可是，这些足以让一个家庭分崩离析的传闻却丝毫没有影响过他们的感情。她的美貌不是她的灾难，爱花的他也把她当花朵一般呵护。
她的一生也真的如莲，始终娇嫩清丽。与他生活的这些年，他始终把她捧在掌心里。
每年春天，他们都要结伴出门踏青，他一路搀着她的手，生怕她磕着碰着。他对她好到连女儿们也“嫉妒”了。每次一起郊游，拎着大包小包的女儿总在后面无奈地喊：“对不起！麻烦你们两位分开一会儿，帮我们照看一请继续书写下东西。”
王蒂澂习惯迟起，每天早晨，他都会在她睁开眼的时候，对她说：“我爱你。”直到有一天她突然生了一场大病，再也站不起来了，可是，他还是和从前一样，每天一大早跑到她床前，问她：“你今天感觉怎么样？腰还疼不疼？别怕困难，多活动……我爱你，六十多年我只爱过你一个人。你对我最好，我只爱你！”
那一年，她已经八十岁了，他也已年逾九十，他们都老了。
他五十岁上下右耳便失聪了，从那时起，说话就不由自主地“大声嚷嚷”。他自己听不见也生恐别人听不见。每天早晨，他对她的“表白”也嚷嚷得众人皆知。
长大了的女儿，听到老父亲的绵绵情话都忍俊不禁。
她不好意思，嗔道：“你好烦啊。”
他笑，他的笑容还是那样澄澈明净。她突然想起，曾经他也是这么笑着看她，在昆明的“华龙”马上，在香山疗养院高高的窗台上，在师姐刘孝锦家的宴会上，他看着她，笑得如同小孩子。
她望着他的笑脸，无声地哭了。
某个早晨，他又来和她说话。他看起来有些疲惫，她想他大概没有睡好，于是催着他再睡一会儿。
他说：“好的啊。”然后，乖乖地上了床。
这一躺下，他就再没有起来。
她还以为他又在和自己开玩笑呢，他一向是个幽默的人。可是很快她便知道了，这一次，他是真的走了。
那是1993年，那一年的冬天格外寒冷而漫长。
没有人再“烦”她了，没有人再把她这个老妇人当小孩子宠了，没有人再对她展露甜美的笑容了……
这世间……再也不会有那么一个人了。
她发了很大的脾气：“你不讲信用！说好了，你先送我，可你连个招呼也不打，说走就走，连再见也不说……”
她一面怒着，一面慢慢地、慢慢地握住了他的手，很凉，她的泪水一滴滴落下。
一生当中，他对她的承诺从来没有不算数过，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张爱玲曾说：“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看那是一首最悲哀的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
可他和她，经历了那么多，战乱、疾病、贫穷、富贵……却始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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