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传统“家书”即给家人写信,是颇为偏爱的。这一半的原因是我乐于用这种形式与家人交流,那另一半的原因呢,当然是家人也愿意用这种形式与我交流。
早年我在家住的公社革委会即现在的乡政府工作,离家不过三四里地。那个年代,人们把工作岗位视为必须坚守的阵地和哨所,是不肯也不能轻易离开的,因而我很少回家。每有乡邻来公社办事,我便急忙写封信捎给父母,但那不过是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有时还是几句顺口溜式的打油诗。我的母亲,是乡邻公认的“文化人”。伊是上过私塾、读过俗称“老书”的,能写毛笔字,会珠算,闲暇翻看黄得发黑的古书常至深夜的习惯保持终身。在我读小学时,伊就教我“之、乎、者、也”之类文言助词的用法,我却当时茫然、后来茫然,现在依旧茫然,终究不会用,由此导致伊认定我有些蠢笨并在乡邻长者面前说起且被我听到。然而,伊每每看到我给她写的信便夸我聪颖,且见信必复,只是伊不会用现代标点符号,早年是一“句”到底,后来是一“逗”到底,激情飞扬时既不”句”也不“逗”,一以贯之,让人读起来颇有些费劲。给儿子写信复信的习惯,伊也保持终身。
三十二年前我离开故园,上了大专学校,在那里寻了许多陈旧的和时尚的书来读,方知晓“柳毅传书”、“鸿雁传书”的感人故事,方领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叹息和“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凄凉,还有那“凭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仁慈君子的悲天悯地,和“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英雄豪杰的似水柔情,并读了两三本名人家书。于是,更有了些给家人写信的热情。那时,对母亲的思念就是枚小小的邮票,我在城里,伊在乡里;后来有了恋人,对恋人的思念也是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城,她在那城;再后来儿子长大成人出国留学了,对儿子的思念还是枚小小的邮票,我在东土,儿在西域。
由于母亲与我、我与母亲长年书信往来,使我俩得以超越母子关系成为既无话不可说又有话不必谈的挚友。母亲给我的信,是不只叙说思念之情的,常要引伸出一些“春秋大义”,以尽伊教子之责。伊最看重的,是“百善孝为先”。伊解释道,这不仅是为了儿女对父母好,更是为了儿女自己好。伊引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伊随即写道:“自古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一个孝顺男儿,于祖居之国,于所在之党,于领导尊长,于同仁亲友,是难行背信弃义之事的,纵要杵逆,也有忌惮,纵要变坏,也有边缘”。伊仍然是一“逗”到底。我未娶妹未嫁时,一家四口,三名党员。母亲早年也是大队干部即现在的村干,为了支持父亲当好大队支书,伊便放弃担任队干,然而伊于公家之事还是那样关心和热心。对伊的话,我是真信的。特别是在伊离世后,我偶为个人毁誉得失、人情冷暖炎凉而戚戚时,便坐在伊的遗像前与伊对视,由此想到母爱、人爱、天下大爱——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大爱……。呜呼!吾身非吾有,一半属吾父吾母,一半属吾党吾国。于是乎,戚戚之事也就释然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我给母亲最后一封信,是在伊身染沉疴之后。那时,我依旧是不肯轻易离开工作岗位的,一切交由妻料理。不想,医生打开母亲的腹腔发现已是重症晚期。此讯于我,不啻晴天霹雳,我十万火急前往探视,夜侍母侧,话至天明。我表示,在我50岁以后,若于公无大碍,便辞去一切公干,专心伺母。伊说,好则好,只怕自己捱不到那一天。我回到工作岗位后的当夜,涕泪长流满衣裳,“欲作家书意万重”,长坐不起,和泪而书,给母亲写了一封长信,历数自己伺母不周的种种罪过。数日后,收到母亲在病榻上写来的短信,伊写道:“收儿长信,很是伤感,不禁老泪纵横,病乃天命使然,非儿之罪,儿不必过于自责,余将肠胃之痛视为小疾,未予重视,亦未说与儿听,不料竟致不治,恐不久于人世,黄泉路上,余心无憾,有尔兄妹,最事孝道,堪称余心”。伊依旧是一“逗”到底,然而,伊的生命却即将成“句”。数月后,伊遗下爱子兼挚友溘然长逝,至今已是一千八百三十五天。幼年丧母是为人生大哀,中年丧母我以为是人生大苦。“子欲孝而亲不在”,寻寻觅觅,悲悲戚戚,心无所驻,情无所倾,几同孤儿,苦不胜言,唉!窗外正下着大雪……
在母亲与我长别两年多后,我来到了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这个“家”。我是历来主张在一个单位一个班子一个团队里,同仁诸君,为共同的事业走到一起,胼手胝足,朝夕相处,当有“家”的氛围,但不能有“家长”。我有一种工作方式,就是有时给同仁部属交待一些具体的工作,常用信的方式写下交给对方。这于我来说,以为可供对方备忘,更利于其准确把握,问心都是好意。然而,当事者往往不予称道,谓我忧心太重者有之,谓我管得太细者有之,大抵都有些烦。但也有认同者,以为这有利于平等交流、友好和谐,并将这些便信集存起来。我心为之一动。因为斯时,我部正深入学习胡锦涛总书记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在机关自身建设方面提出创建学习型、和谐型、节约型机关。若动员部机关全体同志,都将自己在宣传部这个“家”的一些所感所思记下来写下来,将这些所记所写辑起来印出来,对机关“三创”不无裨益。斯时,又逢《光明日报》总编辑天林君来湘公干,赠我一卷《我的2005光明日报家书》。我心又为之一动。与同仁商议可否仿而效之?诸君以为无不可。于是,便委托魏委女士着手张罗编辑出版这卷《我们这个家——2006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家书》。
我以为,用这种方式组织的文稿,是可以心之所至、文也随之的,题材体裁不限,有感有思即可。既可壮士回眸、反顾过去,又可英雄登高、展望未来;既可叙说家事人生之事,又可抒发心声金石之声;既可畅谈理想信念,又可倾诉亲情友谊;既可书飞觞之豪气,也可记飞泪之悲戚。文笔风格或朴实或优美或端庄或诙谐,不拘一格。总之,只要是真情实感、真话实语,均无不可。通过这样的方式,构建一种机关文化或团队文化的平台,用这个平台传承光大我们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感情,对宣传文化事业的激情,对同志的友情,对家人的亲情。情之所系,心之所往,科学发展、共创和谐,服务大局、服务群众,“大道”自在其中矣。“衡山西,岳麓东……,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
完成以上这些琐碎的文字时,远处隐约传来几声鸡鸣。“刚刚目送归山的夕阳,黎明又在敲响你梦乡的门窗”。抬头凝视母亲的遗像,伊的目光坚毅又慈祥。奔跑吧,不要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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