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典的故事
很多我这个年纪的人回忆起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往往会慨叹今天的青少年是多么的身在福中不知福。而且，这种感叹总是很具体地指向吃，指向穿，指向钱，都在很物质的层面，所谓的忆苦思甜。我也经历过那样困窘的生活，却不太在意那些物质层面上的比较，而是常常想起那个年代精神生活的匮乏。
比如，我上师范学校的1978年，全班同学都没有教材。是老师拿出“文革”前的教科书，我跟班上几个字写得比较像样的同学用了好多个晚上，熬夜刻写蜡纸，油印了装订出来，全班人手一册，作为教科书用。
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上的是两个班合用一个教室一个教师的复式教学的小学。快读完小学了，不要说现在孩子们多得看不过来的课外书与教辅书，我甚至还没有过一本小小的字典或词典。那时，我是多么渴望自己有学问啊，我觉得世界上的所有学问就深藏在张老师那本翻卷了角的厚厚的词典中间。小学快毕业了，学校要组织大家到1 5公里外的刷经寺镇上去照毕业照片。这个消息早在一两个月前，就由老师告诉我们了。然后，我们便每天盼望着去到那个当时对我们来讲意味着远方的小镇。虽然此前我已经跟着父亲去过一两次，也曾路过那镇上惟一的一家照相馆，但我还是与大家一样热切地希望着。星期天，我照例要上山去，要么帮助舅舅放羊，要么约了小伙伴们上山采药或打柴。做所有这些事情都只需要上到半山腰就够了。但是这一天，有人提议说，我们上到山顶去看看刷经寺吧。于是，大家把柴刀与绳子塞进树洞，气喘吁吁地上了山顶。那天阳光朗照，向西望去，在15公里之外，在逐渐融入草原的群山余脉中间，一大群建筑出现了。这些建筑都簇拥在河流左岸的一个巨大的十字街道周围。十字街道交会的地方有小如甲虫的人影蠕动，这些人影上面，有一面红旗在迎风飘扬。大家都没有说话，大家都好像听到了那旗帜招展的噼啪声响。我们中有人去过那个镇子，也有人没有去过，但都像熟悉我们自己的村庄一样熟悉这个镇子的格局。
不久以后，十多个穿上新衣服的孩子，一大早便由老师带着上路了。将近中午时分，我们这十多个手脚拘谨东张西望的乡下孩子便顶着高原的强烈阳光走到镇上人们漠然的目光中和镇子平整的街道上了。第一个节目是照相。前些天，中央电视台新开的《人物》栏目来做节目，我又找出了那张照片。照片上那些少年伙伴，都跟我一样，瞪大了双眼，显出局促不安，又对一切都感到十分好奇的样子。照完相走到街上，走到那个作为镇子中心的十字路口，一切正像来过这个镇子与没有来过这个镇子的人都知道的一样：街道一边是邮局，一边是百货公司，一边是新华书店。街的中心，一个水泥基座上高高的旗杆上有一面国旗，在晴朗的天空下缓缓招展。再远处是一家叫做人民食堂的饭馆。我们一群孩子坐在旗子下面的基座上，向东望去，可以看到我们曾经向西远望这个镇子时的那座积雪的山峰。太阳照在头顶，我们开始出汗。我伸在衣袋里的手也开始出汗。手上的汗又打湿了父亲给我的一元钱。父亲把吃饭与照相的钱都给了老师，又另外给了我一元钱。这是我迄今为止可以自由支配的最大的一笔钱。我知道小伙伴们每人出汗的手心里都有一张小面额的钞票，比如我的表姐手心里就攥着五毛钱。表姐走向了百货公司，出来时，手里拿着许多五颜六色的彩色丝线。而我走向了另一个方向的新华书店。书店干净的木地板在脚下发出好听的声音。干净的玻璃柜台里摆放着精装的毛主席的书，还有马克思、列宁的书。墙壁上则挂满了他们不同尺寸的画像，以及样板戏的剧照。当然，柜子里还有一薄本一薄本的鲁迅作品，再加上当时流行的几部小说，这就是那时候新华书店里的全部了。不像今天走进上千平方米的大型书城里那种进了超市一样的感觉。我有些胆怯地在那些玻璃柜台前轻轻行走，然后，在一个装满了小红书的柜台前停了下来。因为我一下就把那本书从一大堆毛主席的语录书中认了出来。
那本书跟语录书差不多同样大小，同样的红色，同样的塑料封皮。但上面几个凹印的字却一下撞进了眼里：《汉语成语小词典》。我把攥着一块钱人民币的手举起来，嘴里发出了很响的声音：“我要这本书!”
书店里只有我和一个伙伴，还有一个营业员。
营业员走过来，和气地笑了：“你要买书吗?”
我一只手举着钱，一只手指着那本成语词典。
但是，营业员摇了摇头，她说，我不能把这书卖给你。买这本书需要证明。证明我来自什么学校，是干什么的。我说自己来自一个汉语叫马塘，藏语叫卡尔古的小学，是那个学校的五年级学生。她说那你有证明都不行了。“这书不卖给学生，再说你们马塘是马尔康县的，刷经寺属于红原县。你要到你们县的书店去买。”我的声音便小了下去，我用这种自己都不能听清的小声音说了一些央求她的话，但她依然站在柜台后面坚决地摇着头。然后，我的泪水便很没有出息地流下来了。因为我心里的绝望，也因为恨我自己不敢大声表达自己的想法。父亲性格倔强，他也一直要我做一个坚强的孩子，所以我差不多没有在人前这样流过眼泪。但我越想止住眼泪，这该死的液体越是欢畅地奔涌而出。营业员吃惊地看着我，脸上露出了怜悯的表情。
她说：“你真的这么喜欢这本书?”
“我从老师那里看见过，我还梦见过。”
现在，这本书就在我面前，但是与我之间，却隔着透明但又坚硬又冰凉的玻璃，比梦里所见还要遥不可及。
营业员脸上显出了更多的怜悯，这位阿姨甚至因此变得漂亮起来。她说：“那我要考考你。”
我看到了希望，便擦干了眼泪。她说了一个简单的成语，要我解释。我解释了。她又说了一个，我又解释了。然后，她的手越出柜台，落在我的头顶，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不容易，一个乡下的孩子。”然后便破例把这本小书卖给了我。
从此，很长一段时间，我像阅读一本小说一样阅读这本词典。从此，我有了第一本自己的藏书；从此，我对于任何一本好书都怀着好奇与珍重之感。而今天，看到新一代的青少年面对日益丰富的精神食粮，好奇心却完全表现在与知识无关的地方，心里真有一种痛惜之感。如果在这样优越的条件下，面对丰富的精神食粮，我们却失去了好奇与珍重之心，社会的物质生活丰裕，我也觉得仍然像生活在精神一片荒芜的二十多年前。
阿来，作家，藏族。1959年生于四川西北部藏区只有20多户人家的小山寨。初中毕业回乡务农，后考入马尔康师范学校。中专师范，遂成迄今为止最高学历。毕业后做中学教师近五年。 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8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转向小说，并调到阿坝州文化局所属的文学杂志《草地》当编辑。1996年辞职，应聘至成都《科幻世界》杂志，从普通编辑干起，1998年成为主编，统领至今，现下辖《科幻世界》、《飞》等杂志共计六种。 主要经历 1994年冬，完成长篇小说《尘埃落定》。199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摘取2000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成为中国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多年来《尘埃落定》更因长期畅销不衰而被出版界称为印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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