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叫他巴先生。
1946年年底我到上海就住在他的文化生活出版社职员宿舍两三个月，跟他当年泉州平民中学的学生林景煌住在一起，并得到林兄的照顾。那个宿舍高级，门窗讲究，也安静，在一个弄堂里，门外是菜市场，清早晨很热闹，记得仿佛在虹口那个地方？
那时候社会十分动荡，民主运动热火朝天，我是中华全国木刻协会成员，在几位老前辈老大哥–李桦、野夫、陈烟桥、阿杨、邵克萍、麦杆、西厓带领下学习和工作。日子比较艰苦，不知道哪儿来的冲动，刻木刻，做传单，用不完的力气。
第一次上巴先生家是跟黄裳、汪曾祺两位老兄去的，兴奋紧张。巴先生话少，只夫人跟黄裳、汪曾祺搭得热烈。
巴先生自己写的书，翻译的书，出的别人的书，我几乎都读过。认识新世界，得益于这些书最多。我觉得他想的和该讲的话在书里都写完了，他坐在椅子里，脸孔开朗，也不看人，那个意思是在等人赶快把话讲完走路。却又不像；他仍然喜欢客人在场的融洽空气的。只是难插一句腔。
所以他逝世后朋友写他的论文易；时常接近他如黄裳兄的，写回忆生活交往就只短短两篇文章，再高明的手笔，也拨不出什么灵气。
我喜欢巴先生那张古典的与众相不同的脸孔。
几乎每一位老人家脸上都悬挂自己灵魂和历程的准确的符号，这是不由自主的奇怪现象，请仔细回味：
鲁迅先生的，
郭沫若先生的，
茅盾先生的，
叶圣陶先生的，
俞平伯先生的，
沈从文先生的，
曹禺先生的，
老舍先生的，
胡风先生的，
周扬先生的，
钱锺书先生的，
萧乾先生的……
读过他们的书，了解他们一生，再仔细揣摩这些老人家的长相，一个萝卜一个坑，内容形式绝对统一，天衣无缝，换成另一张脸孔是根本不可能的。
巴先生有一张积压众生苦难的面孔，沉思，从容，满是鞭痕。
巴先生一生辛劳，不光是累，也美。
他和数不尽的好友–陆蠡、朱冼、丽尼、师陀、朱雯、许天虹、李健吾……耕种长满鲜花的花园。
我是闻着这座花园的芬芳长大的。
女儿今天早上说：
“文化人好脆弱，容易在大时代夭折凋零……”
（本文系黄永玉先生在第10届巴金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