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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读大学

网络8年前 (2017-12-02)文摘阅读1170

  2011年,申请香港院校的内地考生人数比去年增长12%,有30名省状元填报了港大。

  一位放弃内地名校转赴港大的考生说,选择香港是想尝试不一样的教育体制。优秀考生纷纷拥入香港高校,对这些内地学生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许多过来人感受良多。

  一种经历

  如果不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Connie看上去跟香港人没有任何区别。来港大读硕士之前,她以2004年上海高考文科前三名的成绩考入北大。大二时,Connie到港大交换过一学期,本科毕业后,她如愿到港大读硕士。在香港,几乎所有高校都是全英文授课,英语是内地学生迈向西方教学模式的第一道门槛。Connie印象最深的就是港大的英文讨论课,10人一组,课上你可以听到各种口音的英语混杂在一起,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很敢说,除了英语,还有各种敏感话题。

  Connie将港大的生活形容为“自由、时髦”:半夜会有人来敲门邀请你参加party,跟内地高校12点前断网熄灯不同,香港学生喜欢high到天亮;没有人为你制订学习计划,没有辅导员,甚至没有班级的概念,但又总能联系上导师得到帮助;在这个大学里,很少有人真正只在做学习一件事,连校长都会鼓励学生尽情地玩。

  “来香港读书,其实是读一种经历,跟内地完全不同。”Connie说。但并不是每一个内地学生都适合这种经历。2011年,港大只从报考的30名省状元中挑选了11名给予全额奖学金。“我觉得适合港大的学生,要有比较强的独立思考与自理能力,能独立作决定,有自己的想法,能面对挑战,不能太脆弱。”香港大学中国事务总监黄依倩说,“在这里,竞争是非常非常大的。港大的学生一定要有很强的目标,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话,就比较难适应。我们需要思想比较成熟的孩子。”

  在香港如何读大学

  工作一年后,张倩烨决定辞职申请去香港大学读研究生,在陈婉莹教授门下学新闻。

  在港大,一个新闻班有六十多个人,上课分成四个小组,既可以单向和老师沟通,也可以多向与同学交流,思想的交流和碰撞非常激烈。

  “香港大学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很紧密。”张倩烨说。学生可以随时给教授发电子邮件,教授也会争取回复每一封邮件。他们认为辅导学生是自己的责任,其他事情可以耽误,但是学生邮件不能不回复。有时老师甚至会亲自帮学生改简历,为学生的职业生涯做规划指导。

  “香港首先是一个服务型社会,然后才有一个服务型的学校。如果学生欠学费了,OK,你可以先欠一段时间,没关系。”张倩烨的老师陈婉莹接过话茬。

  在港大新闻系,一些老师还会引导内地学生关心社会民生热点问题,除了传授实际新闻操作之外,还会教育学生承担社会责任。

  突然镀了金

  对于Connie和她的一些内地同学来说,除了优越的教育条件以外,更实际的考虑是,来香港读书背后的高性价比。“去国外读书费用太高,离家又太远,香港就刚好,既可以感受西方的教育模式,又还在华人世界。”

  有统计数据表明,香港大学每年都会收到约9000份内地学生的申请,其中只有3%会被接受。

  “很多公司的亚洲总部都在香港,这里有很多机会,你很容易能找到一份传统意义上的好工作。”

  毕业后,这些内地学生一部分去了国外深造,留下来的人不少进了投行。“即使是北大、复旦毕业的,进投行的都不算多,但在香港读书进投行的就很多,就像突然镀了金一样。”Connie分析原因,一方面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公司多,需要的人多,机会满天飞;另一方面,香港本地人读大学的很多是直接出国留学。

  同样是出国深造,从内地申请和从香港申请也会有不同的待遇。“以香港作为跳板,就能申请到一流大学,因为人家觉得你英语好,接受的又是西方教育模式。”Connie说。

  “国外的大学不会在乎学生成绩是不是真的很好,是不是很聪明,他们看重你读书的这个环境,跟他们是一样的,有些规则他们就不需要再教你,你过去直接把知识传授给你就行了。”一位在港读理工科的内地学生说。

  国际化视野

  2004年,刘宇考入浙大信息工程专业。当时香港理工大学每年都会在浙大招收十名左右的学生,在父亲的鼓励下,刘宇选择了来香港读书。父亲是大学老师,他不停地告诉刘宇,香港的学术环境安静,实验室里的老师做学术专心,没什么行政压力、人事斗争,都是真才实学。

  到香港读书以后,刘宇却发现两地的文化差异比他想象的大。有次,他在大学洗手间里闻到一股刺鼻的怪味,就找到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清洁工人来了以后,很快发现了源头,一个阿姨,很轻易地说出了氨的英文”,刘宇想了很久,也没能想起氨的英文怎么说。

  “在香港,确实更容易找到国际化视野。”过去的几年里,刘宇已经在国际顶级行业期刊上发表了三篇论文,这在内地大学是相当困难的。“他们不太可能在国际期刊上发文章,因为不是用英文完成的,而我们这里直接是用英语做科研。”根据L-GC的数据,2007年到2008年之间,香港5871个研究职位中有一半以上由内地学生获得。

  在刘宇看来,香港大学里另一个跟国际接轨的地方就是学术操守。他将这种学术操守理解为,不抄袭、肯定能用、有成效,其中不抄袭是道德底线,肯定能用和有成效是起码要求。“内地每天工作8小时,香港一天甚至要工作16小时,工程师水平就能超出内地一大截。”

  导师也经常灌输给刘宇和他的同学这样一种观念,我给你这么多钱,就是要你做这么多事。在实验室的经费中,项目和科研的资金全都以人力成本计算,导师和教授的薪酬另外支付,“所以,教授没有经济压力,完全可以专心做事。”

  现在,刘宇每月拿1万6的工资,整天泡在实验室里,他渐渐不上QQ,也不会在人人网上关注同学的动态,他觉得跟原来的同学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他们关注的新闻他也不知道。他的圈子不大,同事、同学、导师、老板,很多人的身份还是重合的。

  “香港城市小,圈子也不大,如果你造假了、抄袭了,所有人都会知道,以后你就很难在这个圈子里混下去,没有人敢冒这样的风险。”

  刘宇的办公桌上放着好几期《时代》和《亚洲周刊》,这是他在香港最常阅读的刊物。现在,他经常提到的两个词是“国际化视野”和“独立思考”。

  晚上12点,刘宇从实验室里出来,隔壁电脑房里有人在用电子琴练习曲子,经过几处楼梯转角,有人坐在沙发上聊天、讨论,整幢大楼灯火通明,毫无睡意。

  两种身份

  前几年,刘宇在电梯里很少说普通话,他担心一开口就会暴露“内地过来的”这个事实。他觉得自己和内地学生不太一样,从本科到硕士,接受的是一整套香港教育模式。香港人的思维和视角正在深刻地改造着他的头脑。

  在港大特有的学生宿舍文化里,广东话也是新生融入集体的通行证之一,有学生坦言:“不会讲广东话,可能会被歧视。”

  入学后的两个月内,学校里专门开设了广东话课,专门介绍香港,把太平山顶、庙街都逛了个遍。等到学会了广东话,刘宇开始等待7年期限的到来——成为香港永久居民。这条理由足以使去香港读书多了一层更深的意味。

  而对于刘宇来说,他已经更懂得规划自己的未来。“如果在美国,突然有什么变化,离开超过3个月,至少我手头还有一本香港护照。”刘宇说,他很在意这本可以自由通行的护照。大三时,系里组织去日本游学,全系只有20个名额,靠抽奖决定谁能去,他和另外一个内地生中奖了,最终因为护照问题无法成行。“想要去那里比真的去那里更重要。大学里,每到假期,内地学生即使有钱,也只能跟团,香港学生就能到处旅行。在香港待久了,也就习惯了不受限制,尤其在这种时候。”

  在他渐渐了解香港社会之后,这种渴望又带有更加微妙的心理。“香港有各种各样的假期,本地又没什么可玩,旅行就成了他们度假的方式之一。”

  现在,刘宇已经不在乎是否在电梯里说普通话了。“因为你不会在乎别人会不会歧视你,你根本不想跟他发生心理联系。刚来香港的时候,过马路等红灯都很紧张,总觉得没有信心,自己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但他仍然不会在广东道这种内地游客频繁出没的地方说普通话。

  这无疑是内地学生融入香港的最后一道心理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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