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挨骂
“我活了40多岁，第一次挨这样的骂，不好受，可武汉市的老百姓和来武汉的客人该挨了多少这样的骂哟!一些车站、码头、商店、旅社服务态度差，服务水平低，让群众‘拿钱买气受’，我感到很难过，我这个当市长的该检讨!”
1985年3月15日晚，两位外地同志找到时任武汉市市长的吴官正反映：“武汉市有些旅社、码头的服务态度太差了!”16日清晨5点多，吴官正起床，披一件大衣，徒步半小时来到武汉港十五码头。6点半刚过，一位旅客匆匆来到码头，有礼貌地问：“这是去上海的船吗?”站在那儿的几名服务员没有一个搭理他。吴官正忙上前给这位旅客帮腔：“这是不是六号轮?”“不是!莫讲些鬼话!”一名服务员不耐烦地开口了，说话就像“甩砖头”。“咦，同志，你怎么这种态度?”吴官正又问。“态度?你想扯皮吗?走开些!”“我不想扯皮，想看看……”“看看?省委书记来看都不怕，莫说你!记住，我是XXX号!”这名服务员拍起胸来。另一名服务员一边把手里的剪刀等物塞过来，一边嚷：“站在这里想收票?剪刀给你!给你!也不看看你那个样子!”几名刚才不理旅客的服务员“呼”地拥过来……
吴官正挨了一顿骂回来，下了一个决心：武汉市的服务质量非抓不可了!
事后，武汉港客运总站负责人要对港十五码头16日清晨当班的服务员给予“开除留用”“行政记过”之类的处分。吴官正说：“要讲处分，得先处分我这个当市长的。”后来，他当面向长江航运管理局和武汉港务局的负责人拱手请求：“一定不要给当事人处分!不能因为市长挨了骂，就从重处罚，那么多老百姓挨了骂怎么办呀?”
“今天老百姓还穷成这样，你还有什么光荣？”
“我现在处理信访时总是想到穷人，想到要公正地对待老百姓。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忘记了穷人同样意味着背叛。当领导的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尤其是关心那些日子过不下去的人的生活，关心城市下岗职工和困难职工，关心农村还没有脱贫的农民，关心家里出了天灾人祸的干部职工。人有困难的时候，是最需要帮助的。找你们信访的群众那只是少数，还有好多有困难的群众没找你们呢。所以，我们要主动多帮老百姓解决一些困难。”
吴官正到基层调研，到一个村里，看到村干部作风松松垮垮，群众生活困难，村干部还说：“我们是老区，要发扬光荣传统。”吴官正说：“老一代为革命做牺牲，那是他们的光荣；今，天老百姓还穷成这样，你还有什么光荣?”跟随他的同志提醒说：“这个地方是‘通天’的，还是少批评两句吧。”吴官正说：“老祖．宗给我们这块土地，国家给了我们好政策，共产党给了我们一顶乌纱帽，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把事情办好!”
“花架子”与“智囊团”
“这么大的武汉市，凭我个人的聪明和才能，远远不能挑起市长这副担子。”
1983年3月，吴官正刚刚任职市长，他既未“新官上任三把火”，也未初来乍到踢“头三脚”，而是游说学府，登门求贤。50天过去了，一个高水平的“智囊团”——市政府咨询委员会正式成立了。32名咨询委员中有副教授、高级工程师以上职称的就占29名。咨询委员会下设工业、交通、农业、科教、财贸等8个专业咨询组，共86名成员，几乎包括了当时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的各大门类。
“智囊团”开张大吉，市直机关却议论纷纷：“刚上台，就闹起花架子。二“有本事自己干，拉专家、教授吓唬谁呀!”
的确， 当官的“求教于人”，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可以与“没本事”画等号。再说，基层干部对某些领导的“老三招”也摸透了：对上，伸手大讲困难；对下，搞命令主义；当这两招都失灵，就玩起第三招——形式主义和花架子。
“市长大人背后站这么一大排书生，你说这架子花不花?”这说明干部和群众深深厌恶“花架子”。吴官正心里清楚，现代社会形势错综复杂，事情瞬息万变，市长不可能是通才，而遇事又要及时作出正确决策，充分运用科学家、专家的专长和智慧以缩短领导职责与个人能力之间的差距，实属必要。这不能与“花架子”同日而语。
搞改革，每前进一步，总是要遭人非议的。吴官正并不回避。他自信地说，运用“智囊团”，我们是刚刚开始。
把书读薄
“学习是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有效途径。书应当越读越薄，最后得其精髓。加强学习，不能囫囵吞枣、照抄人家的，一定要把知识变成自己的。我的理解是，书要越读越薄，而不能越读越厚，越读越厚地读没有用。有些同志喜欢做点笔记、搞点卡片，这是必要的，但关键问题是要自己消化。”
据一位干部回忆，吴官正每天早上4点钟左右就醒了，然后看书到天亮，几十年都是这样过来的，他身不离书，下乡也坚持看书。他经常对省级单位领导和机关干部说，一个人一生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他在一些化工厂调查时，常会写出一些化学分子式给大家看。他经常要大家看《史记》，推荐大家看洪迈的着作。他喜读诗文，在会议前常会写些古今名诗名句递给在场的人看。有一次我们随同他乘火车去北京开会，当时宣永光的《妄谈·疯话》刚刚再版，在聊天时，有位同志说起此书，以为这样的闲书他不—定看过，可是吴官正却把书中不少内容说了出来，同行的同志感叹不已。
老师一番话，省长记一年
1989年3月，江西省教委在南昌市召开教育工作会议。省长吴官正发现在座的有南昌市一中的张富老师，便起身走过去，轻声问道：“前两天的会上是你谈到你们学校的危房问题的吧?你给我写个报告，现在就写。”半个小时后，他再次来到张老师身旁，告诉他自己已在报告上签了意见，交有关同志办理了。几天以后，他又一次见到了张老师，第一句话便说：“危房问题我已经同你们市长面谈过了。”一旁的南昌市市长接着告诉张老师：解决危房问题，市里已列入了计划。
一年之后，春节前夕的一个中午，吴官正突然来到了张老师的家。当张老师手足无措之际，省长已经带着满身寒气在沙发上落座了：“张老师，去年你反映的危房问题，我来看看解决了没有。也来给张老师拜个年。”
激动中，张老师竟不知如何作答。
人们闻讯赶来，坐了满满一屋子。学校领导向省长汇报了一中危房改造的情况：两幢危房已全部拆除，建房资金也筹集好了，一幢占地约1000平方米的新楼不久将开工。
吴官正欣慰地说：“解决了我就放心了。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改善办学条件。”
这是一桩小事，却也堪称佳话。后来有心人又将此事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概括：老师一番话，省长记一年。
吴官正出生于贫民家庭，凭着自身的勤奋和聪颖，考上了清华大学动力系。他的大学同学回忆说，从本科到读研究生，冬天他一直穿着同一件破棉袄，还用一根绳子系着。这种生活上的清贫简朴慢慢地内化成他的一种独特作风。他任武汉市市长时身边的——位工作人员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说：“官正同志非常廉洁。他传承了农民身上最质朴的东西，夏天穿—双塑料凉鞋，冬天穿一双解放鞋，穿一件军大衣，戴一顶军棉帽。从衣着打扮上看， 很难想象他是一个市长。”
生活中，吴官正清心寡欲，工作中他又马上变成了另一个人，经常处于一种精神高度集中的忘我的工作状态。这种忘我的工作状态，从他一开始走上工作岗位便是如此。他由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即到武汉市葛店化工厂担任技术员。对于这段工作经历，武汉《长江日报》1973年刊载的一篇专题报道曾有这样的描述和记录：吴官正“拜工人为师，和工人们一起出大力、流大汗……”有—位省领导则回忆说：“一次他在江西生病输液，听说发生了紧急安全生产事故，他二话没说，拔掉针头，拧开葡萄糖水瓶盖，咕嘟咕嘟喝完立即赶往现场。”
吴官正常说：“历史不是写出来的，是干出来的；老百姓心里有杆秤，这才是衡量正确与否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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