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不饿，我煮面给你吃
煮碗面给你吃
文/寇研
发于第911期《中国新闻周刊》
如今，是一个“吃货”遍地的时代。
但在过去，吃饭意味着什么？尽管自古就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但从前的“食为天”和今天的“吃货”意思不一样。在天灾频仍、生产力低下的时代，“食为天”是为了活着，现在，我们努着劲做一个吃货，却是为了活得更好、更精致一些。
吃饭这事自剔除了“活着”这个单向意义外，社交属性便上升了，成了人情的润滑剂，甚至人间冷暖的试金石：合不合得来，首先看能不能吃到一块；没有什么是吃饭解决不了的，一顿不行就再吃一顿；真朋友不是请你下馆子，而是请你到家里吃饭……
经由“吃饭”价值评判的变迁，“做饭”的意义也经历了前世今生的转变。我们有绵延几千年的历史，都是一顿饭一顿饭做出来的。
但做饭这事，曾经一度不太招高雅人群待见，孔子曾说：君子远庖厨，这已经定了基调。但随着秩序森严的儒家等级系统的散架，做饭这事，就逐渐和“是不是君子”关系不大了。
《儒林外史》中范进卖鸡的情形固然可笑，但也说明，那时候的读书人已经可以自由出入农贸市场了。再看明末清初，一大批文人毫不避讳地在文章中谈起怎么做饭才好吃。他们虽然不见得会亲自下厨，但至少说明，有一些人已经踊跃参与进做饭这事了。
但对于大多数普通国人来说，几千年来都保持着在家做饭的优良传统，却是被迫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穷。每顿饭都下馆子，实在吃不起。尽管，有李渔这样有钱有闲的文人，可能会琢磨着怎么做出一只和他阶层相匹配的、富有情调的烧鹅，那也只是小范围的事。大多数中国人的日常，无非就是闷着头做饭，闷着头吃饭。做得好吃是缘分，做得不好吃是命。
做饭这事变得不一样，是从我们“不怎么做饭”开始；吃饭这事变得不一样，是从我们不再奔着“吃饱”去开始的。当做饭不再是一件被迫的事务，它的“刚需”性便提升到审美的层次了。简言之，做饭已被喜欢处处标榜“自我”的现代人赋予了独特的创造力。
早几十年，那些在餐馆吃一回昂贵的特色菜，回家就能自己弄出来的人，身上好像总是自带光环，这一特异功能不亚于“过目不忘”，因为那意味着省了一大笔钱。
而随着“创造力”被掺和进来，做饭不再是对“教材”的亦步亦趋，而是自我实现、发散创意的一个突破口。同是一个西红柿两个蛋，但不同的人做出的西红柿炒鸡蛋都不同，每一份都被封印在不同的“自我”中。
因此，曾经最撩人、也最深情的情话是：饿不饿？我煮面给你吃。现在，到了这个时代，或许该改成：饿不饿？我“创造”一碗面给你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