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去的好日子

　　铁青的天色让人窒息，我心里很想问：好日子都到哪里去了？

　　七旬高龄母亲心情黯淡，她一只眼睛模糊，连身边老伴都看不清了。这是近几个月的事情，她有些难以接受。她另一只眼睛去年做了白内障手术，能穿针引线。看看电视，缝几针穿了多年的旧衣裳，跟父亲说几句话，日子就不见了。

　　母亲一直在乡下生活，心里装的却是外面的事情。她最喜欢看电视新闻，世上发生的事，她都愿意念叨几句，还能很快联系到儿女们身上。我能想象她端坐炕头的样子，眼微眯，一副沉思的神态，她一定在问：好日子为什么走得那么快？

　　很多年前，我在大姨家看到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相，满月的我躺在她怀里。照片上写有“绛帐镇东风照相馆”的字样。一个静谧的瞬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母亲抱着自己的儿子，走长长的土路，把我和她留在时间的夹缝里。那是我吗？一个混沌的婴儿，他能设想有一条怎样的路在等自己走？我多想回到那一天，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街上走的都是些什么人。爷爷，还有我的父亲，他们都是什么样的表情？我降生的汤家村，又是怎样的景象，天上有没有骆驼样的云彩？

　　母亲和她两个妹妹在新屋院子里有说有笑，手里正缝制一条绸缎被子，那是三十年前的午后，秋阳高照，柔软的风吹得院子里的梧桐树叶窸窣作响。我就要去上海读书了。“娃有出息了，订下的媳妇咋办哩？”大姨一边用手抚平被面一边问。“走一步看一步吧。说不准引回来个上海女子！”小姨接过话茬。母亲乐得合不上嘴巴，好像没说什么，又好像说了句——“由娃吧。”

　　那个下午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走的时候，父亲扛着架子车，母亲和我在后面推。车里装了一个麻袋和一只崭新的皮箱。玉米快熟了，乡人在地里忙活。通向绛帐镇的路坑洼不平，一路上不断有人打招呼，送儿上大学啊！呵呵。父亲喜悦，母亲伤感，我是悲喜交加：迈出黄土地，眼前有一个光明的前途等着我，我好似摆脱了命运的纠缠，从此可以自由飞翔了；又有莫名的哀伤，自此离开母亲，奔赴不可知的未来，隐隐有隔断脐带的痛楚。

　　生我养我的土地，在我眼里亲切起来。你们，玉米和高粱在列队在为我送行吗？

　　下双庙坡前，我回头看了一眼东北方青纱帐掩映的村子——高家村，几乎缩成小点。它东边是我的生地汤家村，溺爱我的爷爷，孤零零住在偏厦房里，他将在几年后离开人世。汤家村东南的王上村有我的干爹一家，我幼年的快乐时光储存在他们温暖的窑洞里，干妈，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他们是我的庇护。双庙坡正北的绛中村，是我的生命之根——母亲的家。外祖父外祖母长眠地下，大舅二舅分家而过。绛中村西北方向的毕公村和朱家村是两个姨的家。十多年后，小姨子宫大出血离世，大姨头痛而亡，二十多年后，大姨夫被烟头燃着的大火烧死在冷冰冰的床上。

　　我的生父此刻正在绛帐镇以西一百公里外的宝鸡，惦念着我的行程，一个月前，他闯进高家村，要求供养我读大学，被母亲拒绝了，“他想摘桃子哩！我能供我娃考上大学，就是吃糠咽菜也能供出来。”

　　宝鸡往西，在遥远的西疆某地，我爱慕的姑娘在教室里上课，她已经先我一年考上了医学院。这就是我登上去上海的列车前的人生地图。

　　北京，香港，只是一个名词在远处闪光。宝岛台湾遥不可及，只知道蒋公死后埋在海底，等着反攻大陆运回来安埋。美国，更是埋在浓雾里。村里人说，从咱们这地里一直挖下去，就能到美国。我知道那是个笑话，意思是谁也去不了的一个地方。

　　跟父亲通话，好像坐在自家热炕上，关中平原的风在窗棂外啸聚，母亲眯眼，其实我们说的每个字都听进去了。“我和你妈现在是互相帮助哩。”父亲说，“我挂完吊针，她又病了，也挂上了。”挂吊针似乎是农村人的宗教，医生总是说，那样好得快。

　　母亲现在正躺在西安一家医院里等待手术，两个弟弟跑前跑后伺候着。我在等那个电话，我盼望她用复明的眼睛看看这个越来越不可理喻的世界。

　　好日子仿佛指间漏出去的水，怎么也掬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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