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83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女教师达玛丽来到一所小学任教，在点名的时候，她要求学生们报告自己父母的职业。这是电影《女教师》绝妙又轻盈的开场，只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才會瞬间洞悉这个行为背后的目的。这是毫不掩饰的“索贿”的前戏，是一种让人见怪不怪、稀松平常的微小腐败。老师达玛丽的表情和举止都被演绎得极其精确，仿佛她让孩子们所做的这一切都理所应当。很快，家长们都按照特长和分工为她所用：有人为她跑腿，有人帮她修理电器，有人为她多买一点棒骨……她假模假样地请求，装腔作势地感谢，然后，默默记下那些拒绝为自己服务的学生父母的名字，最后，把一切清算到他们的孩子头上——让那些学生的成绩一落千丈，全方位羞辱他们的自尊，以一种决绝的语气宣判他们晦暗的未来。

　　显然，电影《女教师》并不只是想去呈现某个个体素养的低下，它不动声色地描摹出激发和加剧人性之恶的大环境。整体上的匮乏以及生存境遇的逼仄，这一切和膨胀的权力互为因果，它让人们必须依附和臣服于权势，而反过来，权势又进一步吸干了一切。这个小小的学校环境已经足以映射出更广阔的一切。当人们无法撼动的时候，只能选择匍匐。

　　这个故事有趣的一点在于，老师让家长去做的一切都是“小事”——你用力反抗觉得不值，不去反抗又心有不甘。相较于具体的事情，更让人难受的其实是对人尊严的挑战。她看似示弱，实则颐指气使，而被操控的人对这一切无计可施。

　　一边，家长们教育孩子要诚实、公平、守信，那是一种在人性中达成共识的，人类道德本能中的准则；与此相对，在这个小小的现实环境中，一切都背离了那些宣教。行贿者，即服从者，获取利益；清白者，即反抗者，被贬损人格。在懵懂的、单纯的孩子面前，这种分裂的做法，让尊严尚存的家长们心怀愧疚。

　　从一开场，《女教师》就一次次转场于家长们的那场投票罢免老师的聚会和日常的课堂之间。家长会的那场戏，其实是故事的高潮，但由于它被一次次剪裁、切断、回溯和衔接，高潮也被有意识地延后。成年人坐在孩子们的座位上，成为一次精神意义上的影像重叠——那些孩子，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中一直走下去，终将成为这群父母的样子。有的人西装革履，但道德沦丧、贪婪无耻，他们认可那一套潜规则，服从、执行、加固，并融入其中；而另一群人，贫穷、固执、懦弱，对一切不公除了无助地私下抱怨外毫无办法。对于要不要罢免老师，家长们分成了两个阵营，有些人是既得利益者，而有些人则认为自己是被剥夺者，但从总体上看，谁又能说自己不是系统的受害者呢？谁又能说，自己没有参与并且纵容这个系统呢？

　　高潮的一幕到来得毫无预兆又惊心动魄，无奈离开的人们回到办公室，默默地签下了联署的名字。

　　导演并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也并不愿意给人们一个畅快的完美结局，他让在此溃败的老师换了一个地方重新操持起熟悉的一切。但是，我们知道，人们不可能永久地保持躬身和匍匐的姿态。无论恐惧、压抑、威胁以怎样的形态弥散在周遭，无论无奈和绝望有多么深重，人心中对于纯良、正义和公平的追求不会缺席。它或许会被压制，或许无从表达，或许会被稀释，但它永远都不会消失。

　　（雪 茹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