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幼时住在基辅的那些年里，每天晚上都有个戴着一顶积满尘垢的帽子、宽大的帽檐向下耷拉着的老头儿，他扛着一架镜身斑驳的天文望远镜，爬到第聂伯河畔一座名叫弗拉基米尔的山冈上，然后用很长的时间将望远镜安装到三根弯曲的铁支架上。

　　人们管这老头儿叫占星家，认为他是个意大利人，因为他总是故意讲半吊子的俄语，装出一副外国人的腔调。

　　那老头儿把天文望远镜安装好后，就像背书似的用单调的声音喊道：“亲爱的先生们、女士们！晚上好！诸位只消花五个戈比就可以到月亮和各个星球上去观光。我特别推荐诸位瞧瞧那颗不吉利的行星——火星，它的颜色就像人血。”

　　有一回，我跟父亲到弗拉基米尔山冈上去，从天文望远镜里看火星。

　　我看到了一片漆黑的深渊和一个红不棱登的球，这球没有任何支座依托，大无畏地悬在这片深渊之中。

　　“怎么样，”父亲问，“你看到什么了吗？”

　　“看到了，”我回答，“连运河我都看到了。”

　　我当时已听说火星上住着人，叫火星人，也听说他们不知什么原因，在自己的星球上开掘了好多巨大的运河。

　　“不见得吧！”父亲说，“别瞎编啦！你什么运河都没看到。世界上只有一位天文学家——意大利人斯基帕雷利看到过这些运河，而且还是用大型天文望远镜才观测到的。”

　　火星的景象使我毛骨悚然，周身发冷。所以我一离开天文望远镜就如释重负，顿觉灯光昏暗的基辅的大街小巷、南来北往的出租马车的辚辚声、凋谢了的栗花掺杂着尘土味的气息，是那么舒适和安全。

　　是的，那时我丝毫也不想飞离地球，到月亮或者火星上去！

　　“为什么它跟砖头一样是红颜色的？”我问父亲。

　　父亲告诉我，火星是颗正在死亡的行星，先前也像我们的地球一样美丽，但是渐渐地，海和河干涸了，草木枯死了，山岭风蚀殆尽，于是火星变成了无边无际的沙漠。想必火星上原先的山脉都是红岩，所以火星上的沙砾也就是红色的了。

　　父亲说：“火星上所发生的事，我们地球上也可能发生。不过这将在亿万年之后，所以你不用害怕。再说，在那一天以前，人总会想出个办法来，阻止这场灾祸的。”

　　我回答说，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其实我心里害怕得要死，为我们的地球忧心忡忡。何況回到家里，又听我的哥哥说，即使现在，沙漠也已经快占到地球总面积的一半了。

　　自那天起，我心里就种下了对沙漠根深蒂固的恐惧，虽然其时我还从未见到过沙漠。

　　不久之后，我就获得机会，头一次体验到什么叫沙漠。

　　有一年，我们全家到乡下我的祖父家去度夏。

　　那年夏天雨水充沛，天气不冷也不热。野草十分茂盛。篱栅外的荨麻长到足有一人高。田里的庄稼在灌浆抽穗。打菜园子里飘来一阵阵多汁的莳萝的芳香。一切都预示着丰收在望。

　　但是有一天，我正跟祖父坐在河岸边钓鱼，他蓦地站了起来，手搭凉棚，朝着河对岸的大田望了好久，然后沮丧地啐了口唾沫，说道：“刽子手，恶魔，刮过来了！把这该死的玩意儿彻底消灭掉才好！”

　　我也朝祖父看的方向望去，除了一长道像浑浊的波浪似的东西外，什么也没看到。这道波浪迅速地朝我们涌来。我以为要下大雷雨了，可是祖父却对我说：“那是干热风！是该死的地狱之火！大灾临头了。别说吃的，连呼吸的空气都要没有了。”

　　那道不祥的波浪贴着地面径直朝我们冲来。祖父一面匆忙收起他那根长长的榛木鱼竿，一面对我说：“快跑回家去，要不尘土会把你的眼睛糊住。我随后就来。你先跑！”

　　我朝农舍跑去，可是干热风在半道撵上了我。旋风卷着漫天的沙土，呼呼地刮着，羽毛和刨花都扬到了半空中，顿时天昏地暗。太阳转眼之间就变得毛烘烘的，成了个血红色的球，活像火星。打背后扑来的热气是那样烫人，就好像我的后背着了火似的。我嘴里满是沙土，一咬牙就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眼睛也被沙土糊住了。

　　我姑妈站在农舍的门槛上，手里捧着用绣花手巾包着的圣像。

　　“主啊，拯救我们，饶恕我们吧！”她惊恐万状地喃喃念道，“圣洁的圣母啊，别让热风吹到我们家来吧！”

　　热风打着旋，朝祖父的农舍猛扑过来。油灰粘得不怎么牢的窗玻璃哐啷哐啷地乱响。屋顶上的苫草被揭下了一层。一群麻雀像一梭黑色的子弹，打苫草下边轰的一声飞了出来。

　　我记得，那时最教人受不了的是温度急剧升高。我以为再过一两个小时，屋顶上的苫草就会轰轰地着起来，然后我们的头发和衣服也会着火。我不由得失声大哭。

　　天亮时，树叶全黄了，焦了。吹落下来的树叶，只消用手指一捏，就碎成齑粉。

　　祖父上田头去看了看，回来时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他怎么也解不开麻布衬衫领口上的那个扣，他的手在不住地发抖。他说道：“要是今儿晚上风再不停下来，所有的庄稼都会被烧死。果园也要完蛋，菜园也要完蛋。”

　　风并没有停下来，一连刮了两个星期，才略有减弱，但随即又更加猛烈地刮了起来。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沃野变成灰蒙蒙的焦土。

　　父亲打基辅来了，把我们接回城里。我刨根究底地问他干热风的事，他不耐烦地回答我：“颗粒无收。沙漠正在向乌克兰推进。”

　　“那么有什么办法吗？”我问。

　　“无法可想。你又砌不了一道两千俄里长的高墙。”

　　“为什么砌不了？”我问，“中国人不就砌了万里长城吗？”

　　“那是中国人，”父亲回答，“中国人是伟大的能工巧匠，再说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童年时代的印象似乎渐渐淡薄。但是这些印象继续活在我的记忆深处，偶尔还会浮上来。特别是遇到旱灾的时候，这些印象总会唤起我莫名的不安。

　　（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金蔷薇》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