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日裔学者福山认为，传统中国属于低信任社会，人们彼此间的信任程度很低，社交范围非常有限，不容易建立家族与政府之外的社团。但福山的这个论断，完全不符合宋代社会。看看宋人的笔记就清楚了。

　　宋人王明清的《摭青杂说》中记载，汴京（今开封）最著名的大酒楼樊楼旁边有间茶肆，“甚潇洒清洁，皆一品器皿，椅桌皆济楚，故卖茶极盛”，生意很好。更难得的是，这间茶肆特别讲诚信，专门设了一个小棚楼，收放客人在茶肆的遗失之物，“如伞、屐、衣服、器皿之类甚多，各有标题，曰某年某月某日某色人所遗下者。僧道妇人则曰僧道妇人某，杂色人则曰某人似商贾、似官员、似秀才、似公吏，不知者则曰不知其人”。客人丢失的金银，几年后仍能在这里找回。宋神宗朝时，曾有位姓李的士人在茶肆中饮茶，因为粗心大意，将数十两金子遗留在茶肆桌上，忘记带走。等想起来时，已是半夜，李氏认为这笔钱已不可追回，便不再到茶肆问询。几年后，李氏又经过这间茶肆，向茶肆主人说起几年前丢金子之事，主人仔细核对无误后，将金子如数奉还。李氏欲分一半给他，主人坚辞不受，说：“小人若重利轻义，则匿而不告，官人待如何？又不可以官法相加，所以然者，常恐有愧于心故耳。”

　　又据《东京梦华录》，汴京有一个批发美酒的大酒店，只要那些酒户来打过三两次酒，便敢将价值三五百贯的银制酒器借与人家；甚至贫下人家来酒店买酒待客，酒店亦用银器供送；对连夜饮酒者，次日才将银器取回，也不担心有人侵吞这些珍贵的酒器。请注意，北宋汴京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毫无疑问，这是城市“陌生人社会”，而不是乡村“熟人社会”。许多人跟福山一样，以为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建立起陌生人间的信任秩序，但北宋汴京呈现出来的淳厚风气应该可以修正这种偏见。

　　南宋的临安（今杭州）也是一个生齿繁多、商业繁荣的大都会，同时也表现出很高的社会信任度。据周密《武林旧事》记载：“有贫而愿者，凡货物盘架之类，一切取办于‘作坊’，至晚始以所直偿之。虽无分文之储，亦可糊口，此亦风俗之美也。”说的是，那些来临安做生意的穷人，可以到“作坊”预领货物、盘架之类，也不必垫钱，等傍晚卖了货物回来，再偿还“作坊”的本钱。这样，那些穷生意人即使身无分文之资，也能够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

　　南宋的另一个城市金陵（今南京）也具有同样的美俗。车若水的《脚气集》记述，有人在金陵“亲见小民有‘行院’之说”，比如有卖炊饼的小商贩自别处来金陵做生意，一时找不到铺面与资金，这时候，“一城卖饼诸家”便会帮他张羅摊位，送来炊具，借给他资金、面粉，“百需皆裕”，谓之“护引行院”，而“无一毫忌心”。车若水在记录了金陵商人的“护引行院”习惯之后，忍不住称赞道：“此等风俗可爱！”从宋人对身边社会生活的记述，我们可以发现，在宋代的商业城市，信任、帮衬陌生人，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

　　社会信任度的高低跟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成正比例关系，因为丰富的社会组织正好构成了交错的社会信任网络。不要以为中国传统社会只有基于血缘的宗族组织，在宋代的城市，已经产生了超越血缘的各类组织。金陵的“行院”是工商行业组织，所谓“护引行院”，即本行业互相保护、帮助的意思。临安的“作坊”，也是一个商业社团。借助发达的社团组织，宋人构建了一个交错纵横的信任网络，并且慢慢将人际互信沉淀为一个地方的社会风气、人情习俗。

　　（松名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宋：现代的拂晓时辰》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