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整容了吗？”导演当着大家的面，问女演员。场内气氛瞬间凝固。“我怎么觉得你下巴有点怪，削过吗？”

　　女演员蓦地站起来，气呼呼地走了。经纪人赶紧追了出去。

　　对于整容这件事，演员的职业有特殊性，容貌决定前程，想要做点调整以获得更好的上镜效果，可以理解。

　　那不当演员，对容貌没有绝对的生存依赖，是不是就没有整容的需求了呢？当然不是。人们对美的追求是一种本能。

　　我出生在一个极度挑剔外貌的家庭。我家的祖辈，以揭露孩子的丑陋来表现不离不弃的亲情。我爸爸的单眼皮被他父母以及3个妹妹奚落成“全家最丑”。我出生后又被我爸奚落，他编了一个杭州话顺口溜损我：“皮肤黑，鼻头塌，眼睛朝里凹。”以致10岁时，我对着镜子里的单眼皮不断祈祷，如果我的单眼皮可以变双，我愿意脸上长满雀斑！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小学毕业后，我的眼皮翻出了双儿，雀斑也爬满了脸颊。

　　我的一个好朋友在30岁时做了双眼皮手术。她告诉我，这是她这辈子做得最值得的事。我对此深信不疑。她的大眼睛妈妈嫁给小眼睛爸爸，一直心有不甘，又不能离婚，只好一直骂女儿“小眼睛”。她整的是自己的容，补的却是妈妈命运的伤。

　　于是我也决定要补补我们家族自我贬低的内伤。随着衰老，眼皮已经从两层变成3层，没有什么遗憾了，我还能做的就是去掉我的雀斑！

　　美容院的工作人员说他们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当我躺在病床上，护士给我脸上涂上麻醉药，医生笑容可掬地走过来时，我脑海中想起的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医生拿着激光探头，在我脸上转了一圈，我的每个毛孔都透出被残害的痛感。我只好在脑海中回放当年被同学嘲笑“小雀斑”时的屈辱画面，以获得坚持的勇气。

　　那么，那些敢注射麻醉药，让医生把自己的嘴皮翻开再用锯子把颌骨削下两块的人，内心深处该是受了多大的伤，才能对自己痛下如此狠手？

　　这些伤，来自我们的家人，他们指责我们不完美、不优秀、不成功。这些伤，来自我们的朋友，他们说你长成这样，谁会喜欢你。这些伤，来自我们的社会，人们夸大“颜值”的作用，甚至说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

　　当我们把容貌强调为评判一个人的首要标准时，其实是对自己的精神力量，进行了否定。而一个希望通过整容获得更多肯定和自信的女孩，也许她心里只是想要社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想要父母更包容的爱。

　　也许此刻我们的父母万分委屈，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有人被说成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有人被嫌弃还是不要生出来的好，有人被指责一出生就给家庭带来了厄运。他们在各种斥责声中长大，他们咬牙坚持，并理所应当地以为批评、挑剔子女的外貌是一种谦虚，是为使子女后天更加努力的一种鞭策——“长得那么难看，再不读书以后谁要你？”

　　在我小时候，听过太多这样的话语。挫折教育、贬损文化，就是人为地造成负面的暴力语境，让儿女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和不足，然后拼命努力，达到更高的标准。挫折教育从评判儿女的外表开始，扩大到指摘儿女的行为，通过打击孩子的自信达到输出正确价值观的效果。这其实是一种强权教育。

　　而这种强权本身又是多么不确定。从外表不被重视的过去，到过度放大“颜值”的现在，我们失去的是自信。带着家族传递下来的怀疑和焦虑，我们在不断变换的现實标准之间摇摆不定。

　　冬天我去滑雪的时候，俯冲速度过快，身体失去平衡，整个人腾空飞起后，右脸重重砸在冰面上。那一刻我最真实的想法是：糟糕，我的眼睛不会失明吧？我不会毁容吧？

　　我支撑着坐起来，缓缓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漫天遍野的白雪。哈哈，我还能看见！只要能看见，就算脸歪了，我也认了！

　　当我从眼眶骨折修复手术台上爬下来的时候，看到镜子里被缝了3层的伤痕累累的右眼睑，我想，我能接受生命的任何样子，我不需要整容，也能活下去。

　　我只需要给自己点一个“赞”而已。

　　（少辅摘自《时尚芭莎》2018年4月上，本刊节选，连培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