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87年，佛罗伦萨画家菲利皮诺·利比先生接了一个壁画订单，合同上说：“作品中一切人物，须由画家亲自完成。”

　　您可能会想：这不是废话吗？还真不是。欧洲艺术家都是生意人，是能从鹭鸶腿上劈出4两肉的聪明人。订单太多，为了尽快完成，就让助手帮着画。意大利画家里，坑学徒，甚至抢学徒的作品署自己名字的，并不少见。当然也有例外。比如，1488年，一个14岁学徒的爹找到大师吉兰达约家里，理直气壮地跟他要钱。吉大师非但没生气，还老实支付了薪酬。为啥？因为那个学徒才华横溢，名唤米开朗琪罗。

　　艺术家赚钱确实不易，于是格外精明；雇主也不笨，常与艺术家斗智斗勇。北方画家就惨一点：荷兰那会儿是世俗社会，画家面对的不是意大利的教廷，而是新贵阶级、地主阶层——算起钱来更抠搜。

　　伦勃朗晚年给阿姆斯特丹市政廳画《克劳狄斯的密谋》，酬劳1000盾；画刚画完就被要求退还1/4的酬劳，因为政府官员嫌画难看；后来市政厅找了个德国画家另补了一幅，就把伦勃朗那幅画退还回去，钱当然是全额索回了。

　　真不易！相比之下，中国画家呢？阎立本，画过《历代帝王图》，当过宰相，名垂天下、声闻后世。但他遇过这么一件事：唐太宗与一群学士在春苑池划船玩儿，看见好看的鸟儿，就让学士们歌咏，并召阎立本来画画。外头就传召了：“画师阎立本！”阎立本当时的官位是主爵郎中，他一头大汗地跑来，趴在池边调色作画，抬头看看座上宾客，难过极了。回去后，他对儿子说：“你记着，千万别学画画！”

　　唐宋之际，为宫廷画画的诸位画家，大多有此经历。不为宫廷画画的呢？也有。

　　八大山人朱耷，出了名的不羁。都说他老人家跟贩夫走卒交往，乐意随手画几笔；达官贵人来求画，反而不允，潇洒得一塌糊涂。然而17世纪末，江宁的黄研旅却托一个中间人给朱耷带了12张宫纸，以及一笔所谓“倾囊中金为润”的钱。一年后，朱耷寄回了《山水册》。

　　这里的“润”字，别小看——后来画家们报价，都用这个字。

　　个性潇洒的大画家石涛，给人写信，专门说明润例的问题：十二屏风的画作要24两银子，但十二通景屏风要50两银子。郑板桥公开挂过润例，一幅中尺寸挂轴4两银子——他老人家曾说过，年景好时，一年卖画能入上千两。这显然已经不是闲来画着玩了，得是专职投入，才能有此产量。

　　但画家大多是读书人，君子不言利嘛。所以一般来说，订购画作，得有个中间人，把那些铜臭味十足的事儿推给他办。许多时候，画作的酬劳甚至不是钱，而是人情或实物。比如，唐伯虎就被请去苏州富商家里同吃同住，画完之后，主人以古董铜器及丝绸相赠——这就是作为一个宾客的姿态，这比单拿钱，要风雅多啦。

　　最微妙的例子，是清末的缪嘉蕙女士。她的画都被慈禧拿去署名后赏大臣了——没错，她是个“枪手”。但考虑到财富、权势，她大概也是历史上最富贵的“枪手”了。

　　（河中摘自《看天下》2018年第6期，喻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