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我的父母在略微痛苦的情况下庆祝了他们结婚四十九周年的纪念日。我父亲鼓着两腮坐在餐桌前，一副仿佛嘴里藏着坚果的愧疚表情。“自从种了牙之后，他看上去就像一只诡计多端的松鼠。”我母亲恶声恶气地说，“不过医生说一个星期后会好的。”“她是故意这样说的，”父亲指责道，“因为她知道我现在没办法咬她了。不过别担心，妈妈，我们松鼠记性好着呢。”为了证实这个声明，父亲追溯至五十年前，告诉我和我妻子，他和母亲第一次是怎么遇见的。

　　我父亲那时二十九岁，做着在大楼里安装电气设施的工作。每次他完成一项工程，就拿着薪水用两个星期的时间纵情享乐，随后他躺在床上休养两天，再去接新工程继续工作。在某次狂欢中，他和一群朋友去了特拉维夫沙滩边的一家罗马尼亚餐馆。餐馆里的东西不怎么好吃，但酒水还成，而吉卜赛乐团的表演则棒极了。父亲在他的朋友们烂醉如泥被送回家后，还久久聆听着音乐家们演奏的忧伤旋律。甚至当最后一个就餐的客人离开，年长的店主坚持要打烊时，父亲仍拒绝离开。在一些恭维的话语和金钱的帮助下，那晚他让那个吉卜赛乐团成为他的私人乐队。

　　他们跟着他一路沿着沙滩漫步，奏着曼妙的音乐。我酩酊大醉的父亲突然不可遏制地起了尿意，所以他让他的私人乐队演奏一支欢快的乐曲来应和这一“渗透性事件”。随后，他对着附近的墙做起男人们在过度饮酒后都会做的事。“每件事都很完美。”他说，他松鼠般的脸颊上漾起笑意，“音乐，风景，轻柔的海风。”

　　几分钟后，欢快的漫步被一辆警车打断，它被叫来逮捕我那打破了宁静、未得许可进行“示威”的父亲。原来，他选来撒尿的正好是法国大使馆的西墙，而保安以為，一个男人在一队欢乐的吉卜赛乐手的伴奏下撒尿的行为是一次创造性的政治抗议行动。他们立刻给警察打了电话。

　　警察把我父亲推进警车的后座，父亲十分愉快地配合他们。车座又软又舒服，在度过了漫漫长夜之后，父亲很高兴有机会打个盹。不像我父亲，那群吉卜赛人很顽固，拒绝被捕，严正声明他们没做任何违法的事情。警察试图把他们推进车里，在争斗中一个乐手的宠物猴咬了警察的头儿。警察的头儿回以一声大吼，吵醒了父亲，父亲好奇地走下车，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在车外，他看见警察和吉卜赛人正在进行一场有点儿滑稽的战斗，在他们身后是几个好奇的路人，停下旁观这场难得一见的表演。在旁观者中，有一个漂亮的红发姑娘。即使通过蒙眬的醉眼，父亲也能看出她是他见过的最光彩夺目的女人。他从口袋里拿出工作用的便笺本，取出一直放在衣兜里的铅笔，走到姑娘身边，自我介绍说是调查员以法莲，问她是否是这场事件的目击者。姑娘受到惊吓，说她只是碰巧路过，不过父亲坚持要记下她的详细信息，以便之后再问她问题。她给了父亲自己的住址。在调查员以法莲再说出任何话之前，两个气疯了的警察跳到他面前，把他铐了起来，拖进车里。“我们再联系。”他从开动的车里用特有的乐观语调朝姑娘大喊。

　　红发姑娘在回去的路上一直害怕得发抖，她告诉室友，一个连环杀手狡猾地哄她说出了住址。第二天，父亲来到姑娘门前，头脑清醒，还捧着一束花。她拒绝开门。一周后，他们去看了一场电影，在那之后一年，他们结婚了。

　　五十年过去了。调查员以法莲不再从事电气工作，红发姑娘也很久没有室友了。不过在结婚纪念日这样的特殊日子，父亲仍然会从橱柜里拿出一瓶特殊的威士忌，就是早已关门的罗马尼亚餐馆里提供的那种，并给每个人倒上一杯。“当医生说第一周只能吃流食时，她指的是汤，不是那玩意儿。”我们大家碰杯时，母亲对我耳语道。“当心啦，妈妈，我什么都听到了。”父亲一边说一边往他鼓起的两颊间灌了一口威士忌，“再过十天，我就又能咬啦。”

　　（二冬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美好的七年》一书，李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