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年初，一位四川官太太带着一大群用人到上海游玩，结果被英租界的巡捕以贩卖人口罪抓了起来。因为案件涉及两个国家，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公审的时候，双方争执起来。先是英国人撕破了中国陪审官的朝服，继而围观的中国人烧了巡捕房，英国巡捕马上还击，不但开枪打死几个“闹事者”，还一下子抓了500个中国人。中国人愤怒了，罢工的罢工、罢市的罢市、游行的游行。

　　虞洽卿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他是华商中最有实力的“寧波帮”的头面人物，又做过德国、俄国、荷兰等国在华银行的买办，同很多外国领事馆的人打过交道。在虞治卿的奔走之下，华人方面做出了让步，德国、俄国、荷兰的公使也一起给英国领事找台阶下，英国方面只好将肇事者撤职查办，并向中国人道歉。这是上海开埠之后，所有的中外纠纷中，中国人第一次胜诉，所以当这件事情圆满解决之后，虞洽卿的声望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1923年，虞洽卿当选上海总商会会长的经过也很有意思。别看虞洽卿的名声很响，可他的经济实力在上海还排不到前几位。当时到了新一轮会长选举的时间，两位候选人分别是中国银行的宋汉章和通商银行的傅筱庵，虞洽卿连候选人的资格都没有。可他通过一番努力，竟然还真就得偿所愿。在上海总商会站稳脚跟之后，虞洽卿乘胜追击，又拿下了中华全国总商会会长一职。

　　在抗日战争期间，虞洽卿的义举超越了一个买办商人的局限。他发起“救济会”，为流民提供住所和粮食；为了阻断日军从海上进入上海，虞洽卿毅然同意炸毁他的80多艘船只；上海变成孤岛之后，虞洽卿又利用自己与外商交好的关系，与意大利商人组建中意轮船公司，从东南亚等国运来粮食，解决了不少人的吃饭问题。

　　1945年，虞洽卿病逝于重庆，安葬于故乡龙山。他的故居天叙堂有一块国民政府颁发的“输财报国”的匾额，似乎在诉说着主人昔日的壮举。

　　虞洽卿与蒋介石相识时，蒋介石尚未崛起，两个人关系密切，这一点很难说是幸运还是不幸。与蒋介石的关系是虞洽卿心中的一个结，也是那个时代江浙财阀们心中共同的结。他们本来以为资助同乡掌握政权，会给他们争取到更多的利益，没想到，这位老乡上位后，反倒用官僚资本来冲击这些纯粹的商人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