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相亲相爱
作者：陈思呈 摘自：读者
林欣家住在北堤下。
林欣爸爸从部队转业，分到城里的皮塑公司，她家的房子是皮塑公司分的宿舍楼。我们放学时一起走，走北堤边下面这条路，先到林欣家。如果天还早，我就先到林欣家写作业。
林欣的爸爸保持着军人特有的威严和身姿。“写字时坐直！”他提着公文包出门前，猛喝一声。林欣赶紧坐正，旁边的我也赶紧坐正。但她爸压根儿没有检查这声威喝的效果，旋风般地消失在家门口，上班去了。
我们都怕爸爸。我怕我爸连带着怕她爸，她怕她爸连带着怕我爸。我们都盼着各自的爸爸上了班，然后我们就可以无忧无虑地腻在一起。小女孩的友谊，没有不腻的，每天分别时，你送我我送你，都要送好几个来回。林欣的妈妈说，我们就是“茶娘送茶丈，送到日头上”（乡谚，“日头上”是天亮的意思）。
我记得我们有时候也会吵架。吵架这种事情，关系够铁的话，吵了之后会更铁;关系不够铁，可能就吵坏了。我和林欣当然属于前者。
有一次，林欣在我家，我們又吵架了。吵声越来越大，我妈一边擦着洗完菜的手，一边走进房间里训斥我。林欣赶紧对我妈说：“阿姨，我们没吵架，我们是在辩论。”
不过后来我们考上了不同的高中，又分别考上两座城市的大学，友谊节节溃退。
这也正常，少年时代的朋友，就像流水，散了就散了，不用互相负责，但再见面也能无缝连接。
我和林欣在一起最喜欢做什么？逛街。
林欣之所以成为我逛街最好的搭档，就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实力相当，消费观一致，甚至在逛街这个综合性学科上，我们的学识也相差不远。
但我和林欣毕竟处于两座城市，见面少;后来林欣去国外工作，见面的次数就更少了。我们见面的唯一机会就是每年的“广交会”，林欣的工作是外贸翻译，交易会时就跟随老板来广州出差。
白天她在交易会现场，晚上我们争分夺秒去逛街。让我对她来广州充满期待的，是这样一个场景：在她下榻的酒店，她从行李箱里拎出一件又一件的衣服、叮叮当当的首饰，我也从自己家带来各式各样的裙子。这一切，汇成神秘的五色海洋，摊开在酒店的床上。气氛是瞬间，而不是逐渐地到达高潮，并居高不下，一整个晚上都流光溢彩。
太快乐了！
但有一年的交易会，我们的关系完蛋了。
那年秋交会，我恰好怀孕了，却比单身时更期待林欣的到来。怀孕限制了我的自由，生亦何欢;而林欣，带来了单身时代的轻身飞扬。
我们用座机约好了，晚上在某条步行街路口见，一起逛街。
我在约定地点等了一个小时，林欣没来，也一直没有联系我。我也无法联系她，因为她没有国内的手机号码。
让我险些气昏过去的是，回家后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我才接到她打到我家座机的电话。原来她也忘了留我的手机号码。她有急事不能来，打我家座机，家里却没人。
我气得肺都要炸了。你是忙，忙就能把约好的事晾在一边？有急事，有急事不会想办法问我的手机号通知我？问不到，问不到不会打电话回老家问我爸妈？来不及，来不及你这么久干吗去了？我都回家一个小时了才接到你的电话。
得了得了，别找借口了，你就是不在乎我呗。
虽然我们是吵着长大的，但这次我决定吵个真的。
几天后，她离开广州。本来一年只联系一次的我们，这下彻底断了联系。
六七年后有一天，我收到林欣的微信。那一年有微信了，接着有了同学群，我和林欣也就互加好友了。
谁知我们在微信上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大坏消息。
林欣说她马上要来广州，因为她爸爸病重，从老家来广州住院治疗。林欣和她的弟弟在医院旁边的快捷酒店租了个房间住着（大概两个月后，林欣的爸爸去世了）。
就是那个低喝一声“写字坐直”，然后出门上班的退役军人，他当时住在肿瘤医院。医院周边有各种快捷酒店，里面有长期出租的房间，住的大多数是外地病人的家属。
陪伴林欣的那几天，我总在医院周围的路上看到行色匆匆的人，手里提着保温瓶或者巨大的袋子。他们大多数是病人家属：首先，看年龄说明他们是家属;其次，他们脸上的憔悴和劳累说明他们是家属。林欣和她弟弟也是其中的两名。
而我们，还是害怕爸爸们，哪怕是一个病重的林欣爸爸。我觉得那个躺在床上的男人，还是很可能会看不惯我的一举一动。“走路时背挺直！”“拿个东西都不利索！”我“脑补”他的台词，可是现在他老了，衰弱地躺在病床上，没有多余的力气来批评我们。
林欣当然也和我一样，手足无措，惊慌无神。她虽人到中年，但在父亲眼中仍然是娇气无能的小女儿。
到了晚上，当我们坐在出租屋里的床上，灯下对视，竟然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个情形，就像老杜经历过的那样：“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想起以前，我们相聚在酒店房间里，在灯下铺开一整床的衣服和饰品，和对方交换着自己五彩斑斓的生活。
现如今，我们坐在快捷酒店简陋的床边，角落里飘出浓浓的中药味道，不远的医院里躺着走近死亡的父亲。我们自己，穿着方便步行的平底鞋、运动裤，头上也有点儿白头发了，还没时间去染。
谁能想到，闹翻脸的两个儿时伙伴，再相逢竟是在如此狼狈的时候。
我当然早已经完全原谅林欣了。
说起来那些年，各自的脾气也被生活教训得差不多了。要用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才发现，少年时代有多任性。
想吵架就吵架，想翻脸就翻脸，想失约就失约。因为觉得，再怎么吵，最终都能被原谅;失了约，对方能等你;翻了脸，也能随时翻回来。甚至人脉散尽，也无所谓，因为后台很硬——父母强健，壁垒如山。
命运的庇荫，甚至使我们曾经产生幻觉，觉得自己在很多事上有豁免权。
我们为自己无知而狂妄的陈年往事，试图彼此道个歉。一方迟疑地开了个头，另一方含糊地接应了，几乎同一瞬间，彼此同时打断对方——喉咙里的鱼骨头被一只镊子取了出来。我仿佛看到我妈在虚空中，无奈而欣慰地对我们一笑：“好吧，你们说是辩论，就是辩论吧。”
我决心不再做严厉的人了。生活对我们已经够严厉了。中年如此仓皇，我们应该像保存雪夜的火种那样，保存人世间所有的善意。我只想前嫌尽释。
诗人奥登有一句诗：“我们必须相亲相爱，否则就会死亡。”我一直觉得这不是一句情诗，而是一个在逆境或者孤独中的人，写给同类的诗。
在此时，我又想起了这一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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