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中将殒于湖北，算起来已有72年。
在漫长的72年里，很少有人探究，到底是谁害死了张将军。
答案似乎非常简单，不用细想，当然是日本人！
这个结论固然不错，没有日军入侵，张自忠可以做一位和平年代的军人，无人可以置他于死地。但是，即便是日本人长驱直入，打到了华中，张将军就一定会殒命前线吗？
张自忠贵为中将，高居第5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之职，是第33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55军、第59军、第77军，其中第59军军长一直由其兼任，但他却只带着两个团，孤军深入，投入日军重重围困，壮烈赴死。这其中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他的军阶太高，职位太显赫，他完全可以坐镇大本营，免于一死，为抗战立更大的战功。
那么，是什么迫使张将军义无反顾地迈向死地，决定以壮烈殉国终其一生？
只要翻一翻历史资料，不难看出，逼死张将军的，是公众舆论。
提起这件事，今天的人恐怕很难想象，像张自忠这样的肝胆忠烈之士，在尚未成为“民族英雄”之前，也会被没脑愤青痛骂为“华北头号汉奸”。
30年代中期，日本为确保“满洲国”的军事安全，防止蒋介石突然收复东四省，便要求在华北建立“非军事缓冲区”，日军北撤，国民革命军南撤，所有驻防退出华北。经过艰苦的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华北只留驻一支军队，这就是宋哲元中将驻守京津的第29军，其中第38师师长便是张自忠。
那个时候，蒋介石给这支军队的训令是“忍辱负重”，不主动打仗，也不放弃华北，与日军作长期周旋。可问题是，这支军队一直视日军为死敌，比如冯治安师长，有事没事都想找日本人的麻烦，一心想把事情闹大，发泄心中的郁愤。宋哲元也是这么一个人，看着日本人就别扭，根本不想跟他们多说话。在全军高级将领中，唯有张自忠儒雅周详，他沉默寡言，身高1.80米，相貌酷似周恩来，不仅革命军官兵敬仰他，日本军政人员也很喜欢他。于是，在华北危亡的复杂局面中，张自忠被先后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和天津市市长，艰难维系着苦涩的和平，不能得罪日本人，又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对于一个具有高度民族自尊心的人来说，这种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但这一切，在外人看来完全是另一番图景。
大家只是看到，第29军全军将士对日本人都横眉立目，只有张自忠一人竟与日军保持往来，甚至应邀去日本访问，受到欢迎和敬重。
这个时候，人们忘记了就在几年前，张将军曾在喜峰口战役中亲临前线指挥杀敌，令大刀队夜袭敌营，砍下数百日军的头颅。为此，还有了《大刀进行曲》这首当年脍炙人口的歌。后来，这首歌被修改了歌词，变成了歌颂东北义勇军和全国抗日老百姓，殊不知，当年它是献给第29军大刀队的，第二句歌词不是“全国爱国的同胞们”，而是“29军的兄弟们”。
那时，张自忠是抗战英雄，但没过多久就变成了“嫌疑汉奸”。
对于张自忠的全面误解，发生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为了保存战斗实力，第29军奉命南撤保定，以取得紧急北上的5个甲种师的支援。与此同时，为了疏散和安置没能随军撤离的军人家眷，为了京津不受重大损失，也为了收殓沙场上的官兵尸体，宋哲元任命张自忠为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与敌周旋，拖延时间。
这一次，沉默寡言的张将军落泪了，他对秦德纯副军长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果然，张自忠彻底成了众矢之的，成了叛徒、大汉奸、卖国贼的代名词。1937年后半年的报纸多在痛骂他“卖国变节”，一律称他为“张逆自忠”。那时的中国文人，凡喜欢发表言论的，没有谁没骂过张自忠。一些大报用醒目的大标题配文，讽刺张将军“自以为忠”，其实是“张邦昌之后”。张自忠想改变公众看法，最有效的办法便是“粉身碎骨，以事实曲直于天下”。
在一片痛骂声中，张自忠始终缄默着，周旋着，估算着第29军向目的地撤离的时间，努力使京津免于被屠城。等到日军要求他通电反蒋，他已完成宋哲元交给他的任务，便断然拒绝，随后称病，躲进德国医院，然后骑车逃往天津，再换乘英国轮船去青岛，至济南，试图转道至南京。
在济南时，张自忠被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拘押，韩复榘叫来秦德纯，另派一位大员，一同押解张自忠去南京候审。在韩复榘看来，张自忠的确是汉奸，必须惩办
张自忠被押上火车时，京沪各大报纸皆发电讯，报道“张逆自忠今日解京讯办”，连车次也作了详报。所以火车一进徐州站，秦德纯忽然发现打着白旗的学生包围上来，他急忙令张自忠躲到厕所里，张将军自问无愧，不肯，被秦德纯推了进去，随手把门锁上。学生冲上车，咆哮着要抓“汉奸张自忠”，秦德纯颇费了一番口舌，才把愤怒的学生骗下火车。
这件事对张将军的刺激极大，让他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公众形象。
到了南京，张自忠见到蒋介石，心头悬垂的石头落了地。蒋介石相信张自忠是爱国的，劝他放宽心，好好休养。张自忠大为感动，在解除拘押回寓所的路上，他含着泪对秦德纯说：“如果委员长令我回部队，我一定誓死以报领袖，誓死以报国家。”
在张自忠看来，蒋介石给他的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用来证明自己不是汉奸。
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他将遗臭万年，所以他对蒋介石心怀感激。
1938年，张自忠代理第59军军长。归队当天，他又一次落泪，对着同样背负着汉奸恶名的老部下说：“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死的地方。”
为什么说得这么狠？因为张自忠是不能打败仗的！这个被疑为华北头号汉奸的人，从一开始便失去了可以撤退、可以打败仗的权利，他只能勇往直前，痛击日军。
张将军做得不错。在徐州会战中，他痛歼板垣师团两个联队，并衔尾急追，日进60公里，取得“临沂大捷”，板垣征四郎数次羞得要自杀。在武汉会战之后，他率部以一对十，击毙日军3名联队长，歼敌13000人，最终挫敌，赢得“鄂北大捷”。不久，张将军再次猛冲猛打，取得“襄东大捷”。
不过，即使军功在身，为民族独立而死和为洗清自己污名而死这两种死念依然缠绕在张自忠的心底。当然，他胜利了，但他没有死，所以老百姓和记者虽已承认他确实很能打仗，可要说他是民族英雄，似乎还差得远。很多人认为，这些胜仗不过是在弥补他过去做过汉奸的罪过。只有张将军自己知道，他从未做过汉奸，但他必须用壮烈的死来证明。
1940年，日军集中30万兵力猛攻湖北襄樊，张自忠的机会终于来了。
张自忠在襄河东岸打了一场胜仗，撤回西岸，与敌对峙。此时，他的第33集团军只有3个团的兵力在此，其他部队分散在各个隘口，不能抽调。但不知为什么，张将军非要再渡襄河，去攻打敌人的重兵。即便如此，张自忠作为中将总司令，不管怎么个打法，他本人都没必要亲率小股部队外出冒险，但他不顾部下再三劝说，非要坚持让冯治安副总司令留守，自己率区区两个团渡河作战。
张将军平素生活简朴，从来只穿土布军装，与下级军官无异，但这一次出征，他一反常态，竟穿上了黄呢军装。这让送行的人非常吃惊，他们后来才明白，他们的总司令已经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
5月14日，张自忠率部将日军第13师团拦腰切断，日军兵力是自己的数倍，但张自忠毫不畏惧，屡次下令冲锋。
日军屡屡受挫，奇怪这支中国军队何以如此顽强。当他们获悉是张自忠亲自带队，便于15日大举增兵，以1万兵力分南北两路夹击包围张自忠部，以期铲除心头之患。
5月16日，张将军布阵十里长山，日军以飞机和大炮配合轰击，弹如雨下，中方阵地变成一片火海。张自忠身材高大，又穿着显眼的黄呢军装，目标明显，日军更是从三个方向，用交叉火力向他那里射击。
中午，张将军左臂中弹，但他坚持着给第5战区司令部写下最后一份报告。然后，他告诉副官：“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
此时，日军包围圈东北角尚有一个缺口，但谁都可以突围，唯张将军是没有权利撤退的，他不能因为做逃兵而勾起公众丰富的联想，于是，他让苏联顾问和文艺兵冲出了缺口。
下午3点，张将军腰部中弹，右肩和右腿被炮弹弹片炸伤，只能卧地指挥。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将军又中三弹，却猛然站起，被身后的日本兵射杀，另一名日本兵跑上前去，用枪托击碎他的头颅，把刺刀插进他的腹部……
日军发现将军衣兜里的金笔上刻着“张自忠”三个字，大为震惊，立即列队脱帽，行军礼致敬，最后用棺木盛殓，竖起“支那大将张自忠”灵牌。不知道日军这么做是因为崇敬将军忠勇，还是依然像过去一样喜欢他的儒雅亲善。
不久，张将军的遗体被从日军修建的坟茔中起出，运至宜昌，停灵东山寺，数万宜昌人不期而至，悲伤之情溢于言表。但除了痛恨日军之外，他们是否为错怪过这位忠烈而感到深深的内疚？灵榇沿长江逆行送抵重庆，储奇门码头人山人海，10万人前来凭吊，而这些人又有多少当初没骂过张自忠呢？好在这个时候，他们终于明白了，棺材里的人是真正的英雄，但谁为他的死承担责任呢？报社和公众舆论会一致愤怒地说：该死的日本人！
这至关重要的惨烈一死，扫去了将军身上所有的荣誉阴霾，使张将军在所有后人、在国民党、在共产党那里，都成了名垂千古的民族忠烈。
5月28日，国民政府举行隆重葬礼，蒋介石题写“勋烈常昭”，追授他为陆军上将，使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阵营战死的最高将领。
8月15日，延安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题写“尽忠报国”，使之日后成为新中国追认的“革命烈士”。
从此，媒体开始专心致志地描绘张将军从小就是民族英雄，大众也完全忘记了张自忠曾是他们唾弃的彻头彻尾的“大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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