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

作者：蒋勋 摘自：读者

　　瓶花/蒋勋/油彩画布/2018年

　　一九九七年的七月，我离开二十年未曾中断的教职，回到青年时读书的巴黎，租了一间画室，画了八张油画。

　　二十五岁的时候，我在巴黎，很穷，但有很多梦想。可以一整天只啃一根长面包，然后赶三场柏格曼的专题展，看到深夜两点，在清冷的夜晚沿着河岸走回家去。

　　二十五岁时，我很想画画，但是，颜料很贵，租画室也很贵。我觉得专职画画是一个奢侈的梦，只有偶尔到美术学院去找朋友时，才能挤在学生画室里画画人体素描。

　　在渐渐老去的时候，我忽然惊觉自己并未做完的青春梦。

　　我打电话给巴黎的学生，说：“我想去巴黎画画。”

　　“很简单啊！我们帮你找画室！”他们言简意赅地回答，令我没有了退路。

　　是的，“出走”唯一成功的秘诀是不要让自己有退路。

　　于是，我带上简单的衣物，就出发了。

　　“工具不必带，这边都会准备好！”学生说。他们仿佛知道人一旦到了某个年纪，就会或多或少地有些犹疑与牵挂。

　　我的画室在圣米契尔广场，紧邻塞纳河。画画累了，走一分钟就能到河边，看河边晒太阳的人和鸽子，以及近在眼前的圣母院高高的哥特式塔顶。

　　我的画室是由老马房改建的，这一带在大革命前是贵族的宅邸，有高大的马房。马房高，采光、通风都很好，这和画室需要的条件类似。原来拴马的槽，每一间大概一米半至两米宽，中间用粗厚的原木隔开，做成马背式的弧形。改成画室以后，每一个隔间由一名画家使用，和原来的空间使用差不多，只不过，原来拴马，现在供人画画。

　　画室在一幢老房子中庭的后面，采光很好。我早上八九点到画室，把面对中庭高约三米的门拉开，阳光就如水一般泻满一室。饱满的光线映照在空白的画布上，使人忍不住想画画，想在那空白的画布上留下光和影，留下时间移动的痕迹或声音。

　　中午以后，其他人才来画室工作。他们来了之后，喝咖啡、吃乳酪，坐在中庭晒太阳。有人叹了一口气，对我说：“巴黎没有人像你这样工作。”

　　“我知道！”我笑了笑，继续画我的画。

　　我知道我是在寻找遗失在这座城市某个角落的自己，二十五岁未曾做完的梦。我找得很着急，仿佛再不去找就会留下很大的遗憾。

　　如果生命没有遗憾，是不是可以生活得从容一些呢？

　　抽完烟，喝完咖啡，烤了一小块比萨，放在口里慢慢品尝，同室的画友叹了一口气，仿佛日子悠長缓慢得让人不知如何是好。她终于决定背起包离开，走时也对我说：“巴黎没有人像你这样工作！”

　　我仍然笑一笑，说：“我知道。”。

　　我算了算，在故乡的岛屿，我有多长时间没有真正为自己生活了？有时为了父母，有时为了老师，有时为了社会上既定的习惯，看似认真地活着。那些考试、分数、升学的成功与失败、文凭与证书，它们究竟证明了什么？证明一个人更快乐吗？证明一个人更幸福吗？

　　也许，我们更加茫然了。

　　我们甚至很少去好好品尝一块比萨或乳酪的滋味，我们只是在“快速”地吃，或者“吃饱”。在食物里强调“速度”和“饱”，是一件多么悲惨的事。一个来自欧洲的朋友忍不住问我：“为什么台湾有这么多‘吃到饱’的餐厅？”

　　我竟然被问住了。当我们把“饱”作为吃的唯一目的时，我们将失去多少可能有的快乐。

　　但何止是“吃到饱”，在我们的一生中，升学、考试、升官、发财，不都是其他模式的“吃到饱”吗？

　　我一刻也停不下来。

　　在离去的室友留下一声意味深长的叹息之后，我继续在画布上画着——一个丰满而慵懒的妇人斜坐在缓和的土坡上，她与身后艳蓝色的海洋和天空连成一片。那些不同蓝色的颜料混合在一起，渗透到画布的纤维中。我感觉到，画布不再只是画布，而是许多纠缠在一起的绵或麻的经纬，是一丝一丝缠绕的线，它们中空的、柔软的部分，正缓慢地吸收着颜料。而我的画笔——从动物身上取下的、生命未曾消失的毛发，仿佛带着一种记忆，一种呼唤，一次又一次地抚触着那些纠缠着的纤维，它们彼此接纳、吸收、融合了。

　　巴黎夏日的阳光在缓慢地移动，中庭的光不再如正午时那般强烈。一些斜射的光，柔和地印在墙上，反射出每一扇窗户的玻璃，好像一种对话。

　　看看表，已经是晚上九点钟，但正是夕阳最美的时候。我知道，走出中庭，打开大门，米契尔广场上示威的青年、北非人的鼓声、来往穿梭的游客，都将使我陶醉于这繁华与狂欢中。但是，我仍珍惜这斜阳余晖渐渐淡去的天光，在夏日傍晚将入夜的时分，看画布上的妇人仿佛即将睡去，即将有漫天星子移来此处，可以使入睡者在睡梦中得到满足，使我找回自己遗失的梦想。

　　在开始衰老的年龄，创作使我重新年轻。我带着一摞稿纸、一本素描本，走到天涯海角，仿佛又成为那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在河边读诗、画画，为自己的幸福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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