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对这个世界有偏见
作者：杨熹文 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请尊重一个姑娘的努力》一书
看到网上论坛里留学生们讨论的一个话题：长期在异国生活，对你产生了哪些影响？有人说饮食，有人说习惯，有人回答“经历一场旅行，才发现很多事情只是不同，并无是非”。那时的我才开始静静思考，出国这件事使得我宣泄掉无处安放的热情，让我性格奔放，让我体味到生命的另一种狂欢，也为我打开一扇联结着另一种文化的巨大窗口。或许，它带给我的比较深层次的改变，是让我渐渐消除了对这个世界的仇恨和误解。
就像我曾经认为，印度人是最肮脏猥琐的人。
他们说一口音律混乱的英文，信奉数不尽的神灵，表面宣称“众生平等”，心里却对三千年不变的种姓制度念念不忘。他们吃气味浓重的咖喱，手里抓着僵硬的馕，掌心纵横的纹路里，是淤泥肮脏的颜色。
成年的印度男孩，在荷尔蒙分泌旺盛的夏天，四处找寻可以泄欲的少女。贫穷人家的女儿，穿越一片树林去上厕所，很可能就成了他的猎物。
一条横越北印度平原两千五百多公里的恒河，养育着这片土地上超载的人口。垃圾密集地浮在水面，发出腐臭的气息，枯瘦的妇人蹚在河水里，用最原始的方法洗衣。天黑时，孩子们从里面舀上几瓢水回家煮饭。那死寂昏暗的恒河下，藏着夜祭后无处安放的千万具尸体。
可是后来，我却发现了这样的印度人：他们穿戴整齐，男人头顶缠着头巾，女人身披纱丽，额头缀上一点红，有教养的小孩和我们一样，在任性和撒娇的年龄里学会了说“请”和“谢谢”。十平方米杂货店的老板，在递给我的塑料袋里，热情地装进一把糖果;一同上课的同学，拿出自备的午餐，慷慨地和我分享;我的印度邻居，是一对平凡的小夫妻，来自印度北方的省份，他们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工作上，剩下的日子里宴请朋友。送给我的印度糕点和每周六晚响起的音乐告诉我，这是一个热情的民族。他们伸出手，友好地用中文腔调说“你好”，手掌心里延伸开的纹路，虽然黝黑，却并不肮脏。
我曾经认为，日本人是最面目可憎的。
他们从一个渺小的岛国而来，是战争中丧尽天良的魔鬼，单在南京进行长达六个星期的大屠杀，就枪杀、活埋掉三十多万的中国人。残暴的日军，恬不知耻地用报纸记录着杀人竞赛，于是那些无辜同胞的鲜血喷在日军的军装上，气息微弱，眼睛却还怔怔地留恋着这片土地。
日军掠走图书，烧掉村落，踢开乡亲的木门，糟蹋少女和老妇。还来不及繁荣的土地上，到处是含恨的孤魂，鲜血在尸体下凝结成暗黑色的痕迹，那是复仇的符号。于是我们的印象中，总是有这样的画面，留着小胡子的日本人，一脸凶残的模样，举起尖刀，刺向怀抱幼儿苦苦求饶的中国母亲。
可是后来，我也看到了这样的日本人：二十几岁的年轻男孩，笔直地站在日本餐馆里，毕恭毕敬地鞠躬问好，一只手拿着菜单，一只手為客人引路，很有修养;曾经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日本女孩，在便利店上班，常常带给我一份免费的便当，休息日又抱走我的床单拿去清洗，她说她对历史感到抱歉，说我很像她的妹妹，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老人家，他们已年迈，唯一的愿望，是可以结伴去中国的东北看一看。在战争年代里，他们是军官父母身边依附着的幼童，不懂炮火硝烟的意义，只记得和中国的小伙伴在院子里玩耍的场景。他们仍能磕磕绊绊地说出几句中文，靠这些重返遥远的过去。抛去历史那一端的仇恨，这一代的他们不再是可恨的人，而是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热爱这世界可贵的和平。
我曾经认为，欧美人是最虚伪，也最小气的一群人。
他们拥有好看的脸庞，却从那双带着颜色的眼睛里透出一股不可一世的傲慢。
他们喜爱责难来自拉丁美洲的落魄难民，也看不起唐人街黄皮肤的中国人，明明前一秒还在宣称和平，下一秒就把战争的旗帜插在手无缚鸡之力的落后小国。他们也许刚刚还向朋友炫耀自己重金购来的保时捷，转脸便对之后的午餐提出AA制。
可是后来，我却见到了这样的欧美人：我迷失在回家的路上，在相似的几条街上徘徊不安，夜晚的树影铺满路面。最后是一辆20世纪20年代的老爷车停下来，里面一对年过六旬的夫妻载我回了家，赠我一个手电筒，挥手再见的时候和我讲：“很高兴是我们送你回家，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我的老邻居克雷斯，经常在番茄最贵的季节，摘一篮温室里的果实放在我门口的石阶上;约我去吃饭的小伙子，也没有在结账的时候对我讲“请支付你的那一份”。他们并不冷血，不同肤色下，拥有着全人类共有的热情与善良。
每一种文化的根基里，都存在着对另一种文化的偏见，幸好可以靠旅行去瓦解消除。而我想，一个人成长的标志之一，大概就开始于接受世界的不同，承认别人的强大之处，能够跳出陈旧的偏见，去客观地感悟并做出判断。我要感谢这一场跨越九千多公里的流浪，是它让我看到世界另一端的和煦美好，成全我与世界真挚坦诚的相爱。
（酸辣白菜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请尊重一个姑娘的努力》一书，黎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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