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箭头

　　有个箭头印在我的车票上。从法兰克福指向多特蒙德。我将在那里的一家公共图书馆朗诵我的诗歌，这是我的德国五场朗诵的第一站。为筹划此事，德国人从春天就开始忙碌，一个箭头指向另一个箭头。一个站牌指向另一个站牌，一个路标指向另一个路标，一台电脑连着另一台电脑，一个电话接着另一个电话，一项资金链接着另一项资金……这个单位负责我的住宿费，那个单位负责我的飞机票、另一个单位负责我的火车票……箭头后面各个点上负责接待我的人们并非都彼此认识，他们仅仅因为一个即将发生的事件而联系在一起。

　　一个箭头就是一个指示、一个命令、一项任务。

　　我在初冬抵达德国，此地没有人见过我或听说过我，邀请我的人们仅仅有少数几个读过我新近翻译成德语的诗集《0档案》。为此事牵头的皮特有些紧张，我是这一群箭头中最关键的一个。他根本不认识我，仅仅因为对几首诗有好感是不足以推进任何事情的。如果我在这一堆最终指向一本诗集的箭头中失踪了，那么彼此素昧平生的三十多个人共同完成的工作将前功尽弃。门票已经预订，那些喜欢计划时间的德国人在夏天之前就已经把生活箭头的一只指向10月31日晚上8点钟在Mittlerer Hasenpfad 5, 60598 Frankfurt am Main举行的诗歌朗诵会，并为此预付了门票钱。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我像一辆已经行驶多年的列车，行程被铁路当局精确到分，准时地出现在每一个城市的站台、旅馆和每一场朗诵会。最后一场在法兰克福一家旧工厂改装的地下酒吧里，为我朗诵德语版的是白发苍苍的电影和戏剧演员莫里茨·施特佩尔（Moritz St?pel）为我配乐的是白发苍苍的爵士钢琴演奏家马蒂亚斯·弗赖（Matthias Frey）。朗诵会开始之前，由于翻译误会，德国人以为我要求更换预定朗诵的诗篇，他们惊呆了。那两位时间就是黄金的着名演员已经为此准备了数周。莫里茨在我的德语版诗篇上画满了代表重音或者激越、低沉的符号，看起来就像乐谱。皮特有些愤怒，怎么可以有如此荒唐的想法，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在中国，就是有这个意思也不值得大惊小怪，难道莫里茨·施特佩尔和马蒂亚斯·弗赖不可以即兴表演吗？

　　德国某地有一只着名的钟，走了一个世纪，误差只有几秒。它的直线和箭头永远指向准时。

　　我与一位德国人谈到德国的火车晚点。他说德国的火车决不会晚点，晚点的是时间。

　　在德国是不能出错或者临时更改的，这将导致世界失事。

　　晚上8点钟，朗诵开始，我以为这是我一生到目前为止最辉煌的一场朗诵，一切都准备得那么一丝不苟，就像发生在表壳后面的一场梦。这个夜晚我感到虚无，几百行我在非理性状态下即兴而就的诗行被精确的德国箭头送达了目标。我很少有这种经验，诗被像钟表那样精确的组织过程最终传布出来，其间它经历了形而下到机械、呆板、严苛的做工，最后回到了形而上。皮特松了一口气，这场朗诵会非常成功。他在给我的一封信里说，这是他参加过的有史以来最精彩的朗诵。他组织这样的活动不是一次，他的时间表上有很多这样的活动，很多箭头，他是个杰出的组织者，他也是音乐家，乐队成员，诗歌爱好者和德国一家德中友协的负责人。

　　一眼望去，德国真是一个幸福的国家。已经完工的高速公路遍布大地，上面行使着五颜六色的奔驰或者劳斯莱斯，小宫殿般的红色或灰色的别墅，珠宝般散落在绿色丘陵之间。莱茵河已经不像河流了，而是一条被精致地绣过的飘带，蜿蜒地围在德国满缀着各种奢侈工业品的脖子上。有个火车站在杜伊斯堡的蓝天下闪闪发光。这个火车站与传统的火车站相去甚远，那是一堆不锈钢搭起来的钢架，起源于包豪斯的后现代风格，模仿了一堆胡乱堆砌着的三脚架。用最优良的钢材，故意将精致与原始的混乱组合在一起。大地已经被工业化捆绑的结结实实。大地不再指向自己，而是根据各种箭头指向各种用途，莱茵河指向航运，但我首次看到这条我早年在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中读过的河流的时候，有些失望，它看起来不太像河流，而是被绿化得很好的码头或者风景区。童话中的风景被摆布在大地上，显得很不真实，很不自然。哦，这不是大地，是德国。

　　火车在各种道路之间行驶，穿过风景单调的区域，人们根据“更美的”或者“更幸福的”改造了风景，蜂巢般的红色村庄，黑教堂、打理得整齐有序的田野、湖泊……根据季节精选种植的树木，绿色的春，金红的秋等等，风景完全合乎理性，理性认为，这样的风景才意味幸福。对于我这种漫游过大地的乘客来说，德国风景真的是太德国了，以致于大地已经在这种德国风景中隐匿了。

　　这土地上的一切都是千年来德国历史不断追求幸福的结果。幸福之意义各时代或有不同，追求被上帝接纳的幸福，追求世俗人生的幸福、追求通过阶级斗争获得平等的幸福……但毫无疑问，幸福作为历史的目已经成为一种德国理性。

　　幸福是一个德国箭头。

　　只要照着那些直线和箭头的指示去行事，世界就简单、方便而且指向幸福。

　　德国理性不是纸上空谈、玄想、未来。它就是德国本身。

　　这是一个工人、战士和农妇的国家。在德国，我每天接触的朋友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无一不给我动手能力极强的印象。教授先生用餐完毕立刻洗干净自己的餐具。参议员女士钻进车头下面看汽车是否漏油。马蒂亚斯·弗赖（Matthias Frey是誉满一方的大师，与中国仙风道骨的大师不同，朗诵会开始前，我看见他打开一只随身带来的皮箱，从里面取出一堆金属工具，弯腰干起活来。

　　德国不是有一打以上的思想家和哲人吗？是的。我的意思是他们首先是工人、士兵或者农妇，然后才是康德、尼采、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本雅明、阿伦特……他们首先是具有动手、做工之能力的人然后才是文人。就像唐以前的中国文人，首先是农夫，士兵，之后才是文人。这一点与我很相像，我早年在工厂当了十年工人，我的技术曾经娴熟到可以磨出倪式钻头。

　　杜甫一日上树能千回。李白是登山家。陶渊明回到故乡，还能用锄头，他没有失去身体。那是中国历史上最完美的时代。宋以后，身体就被文逐步遮蔽了。

　　中国文化之衰落，与文人大都失去了身体，文胜质则史，手无缚鸡之力有关。

　　如果我说康德首先是个工人，中国文人恐怕不同意。他们总是将中国文人的斯文形象套在西方知识分子身上。我以为说康德是哲学工匠更为准确。康德的生活乃是一种精确的工人生活，而不是“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的文人生活。康德的传记可以证明。

　　工人、士兵或者农妇，并非泛泛之人，中国所谓的那种无目的的散人，他们都是有目标之人。

　　每个箭头都指向一格。

　　吃饭也是在练习分类 ，分类就是准确地抵达每个箭头所指的格。比如桌子上有一群杯子。每只杯子形状不同。因为用途不同，它们都暗藏着箭头和直线，指向果汁、水、啤酒、葡萄酒、牛奶、或者咖啡。你不能取消这些箭头用一只杯子喝所有的汁液。在中国可以，在德国则意味着你将不会被雇用。

　　身体一直是理性控制和改造的对象。身体从未退场，我经常感觉到德国身体。他们喜欢训练规范身体，我的印象是德国身体被训练过度，太规范了。

　　理性化的幸福之路使理性成为一个个箭头。它指向何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一根直线以及的箭头无所不在。这是德国给我的深刻印象。

　　在终极上，德国与中国相似，都有一种虚无感，但德国的虚无在终结处，中国的虚无在当下。我揣测。

　　要么跟着那箭头指向幸福，要么相反。

　　卡夫卡是恐惧的、迷惘、迟疑的。对于工伤事故调查员卡夫卡来说，奔驰恐怕不是未来，而是恐怖的父亲。

　　他的写作指向德国箭头的反面。他怀疑这种幸福，但他依然是一只箭头。卡夫卡只是德国箭头的另一端而已？

　　我曾经在《从诗的蓝调开始》一文里说到某种乌托邦式的诗歌朗诵会，没想到在德国实现了。之后我回到深圳，参加另一场朗诵，海报和诗歌小册子一个月前就印出，媒体也公布了即将出席的诗人的名单，最后一刻，有位诗人来电话，说是不来了，主办方一笑了之。他是一个幸福的人，他因此而存在、孤独、傲慢、鹤立。我们倒因为目标明确地出席而获得一大堆庸俗的意义，那些意思是太喜欢凑热闹，出风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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