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岁农民影帝：和徐峥段奕宏一起领奖 只拿1000块片酬

杨太义偶然被命运选中。他今年78岁，生活在河南农村，本色主演的电影《过昭关》赢得多个电影节奖项，他在暮年实现了演员梦。离开麦子地扎进名利场，杨太义时常戴着一顶白色草帽，在“影帝”和“老农”的身份中不断切换，平淡的生活起了波澜。但比起颠沛一生，那些得意与失落似乎都无关紧要。

黄昏，杨太义在屋后的树林散步。高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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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太义的白帽子是拍戏时儿子买给他的。在他们村，很多人下地干活都带这样的帽子，平顶宽檐，能遮住正午的日头。他戴着这顶帽子，拿了平遥国际电影展的影帝、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特别荣誉奖，这次又要去第32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他被提名为最佳男演员。

出发前，制片人在电话里嘱咐：“身份证，白帽子，这两样东西千万别忘！” 不管去哪个节，他都被提醒。

2019年11月23日，厦门，金鸡节颁奖会场挤进去近7000人。杨太义坐在前排，心想，这搞不好比人民大会堂还要大。

他头一回坐了飞机，“很平稳，不往窗外看的时候，跟坐车基本一样。” 服务员把吃的、喝的送到跟前，“有各种饮料，可以选，也不用打钱。” 从郑州到厦门飞三个小时就到了，快降落时，能看见城市五颜六色的灯光。

也头一回见了大海。厦门20多度，他脱掉棉衣，在沙滩上照了几张相，剧组年轻人嚷着要去坐船，“那船快得要飞起来，看着吓人。” 他不愿坐，朝船上摆摆手。

被提名最佳男演员的一共6位，领提名奖那天，王景春，徐峥，段奕宏，都和他一起坐在第一排，但杨太义一个也不认识。和他挨着坐的富大龙跟他握了握手，“我认得您。”

“你姓个啥？”

“我姓富。”

“那你是大龙呗？” 来之前，他和二儿子杨鹤相做功课，查了其他被提名演员的名字，抄在纸上。不过，坐右边的女演员，他怎么也想不起来是谁，问富大龙：“那是谁啊？看着那个脸儿咋恁面熟哩？”

“那不是张国立的老婆（邓婕）嘛。”

“可不是，《康熙微服私访记》里的老婆。” 他想起来了，邓婕还演过王熙凤，在电视机里，她还是十几、二十岁的模样。

杨太义主演的电影《过昭关》，讲述了一个农村老头骑着三轮车带着孙子跨越千里看望老友的故事，在金鸡节获得“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奖”的提名。海报上写着：“2019最温暖的华语电影”。

主持人叫了他的名字：“杨太义今天来了吗？” 尽管戴了白帽子，摄像镜头还是找不到他。主持人又问了一遍，把他的年龄也喊错了，实际78岁，喊成了“83岁”。他站起来，蓝色中山装不大平整，内衬的白领露出短短一截，对着镜头挥了挥手。

“我是个农民，我木有演过电影，《过昭关》是我的第一部电影，我真木想到，做梦也木想到！” 他用河南话喊完了这一句。

金鸡节现场，杨太义戴着标志性的白色草帽上台领奖。图源网络

最佳男演员王景春的奖杯金灿灿的，“一个底儿，上边一个大公鸡”。杨太义的“提名”奖杯摸起来像块玻璃，不过在他看来，和王景春那个没啥区别。他弄不准“提名”的意思，把自己和其他5个被提名演员并称“俺六个影帝”。

走红毯的时候，听到两边人群里的“嗨”声，他和旁人一样抬起手来，左右晃晃。“女明星都光着膀子，胳膊露到外面，有的裙子拖得老长，有人帮忙提溜着，还有的裙子像个大罗圈袋，得提着两边才走得动路。” 杨太义想笑，要是在农村，穿成这样肯定遭人笑话。

红毯上，迪丽热巴的耳环掉了一只，上了微博热搜，获得六千多万次阅读，话题“金鸡奖”的阅读量达到32.3亿。倪妮说自己没作品，没底气接受媒体采访，也上了微博热搜。杨太义也被带进访问间，主持人提问： “（导演）给你多少钱啊？”

杨太义不待见这个问题，勉强回答，“他也没说给多少钱，我也没问过。”

“究竟多少钱啊？”主持人又问。

“当时我的二儿子护理（照顾）我，导演许我儿子说，不白你的（有报酬）。”

主持人觉得他没听懂，找来个翻译又问，“拍这电影，究竟给你多少钱啊？”

他只好答：“拍摄的时候赶上中秋节，他（导演）来了，带了两箱礼，给我儿子2000块钱，给罢他，又给我1000，就这样见着1000块钱，一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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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帝”这个词，在杨太义之前七十多年的生命中从没出现过。去年在平遥国际电影展领奖，导演霍猛跟他挨着坐，台上突然念起了他的名字，连念三遍。那是他第一次领奖，他没反应过来，霍猛拍他的肩膀：“太义爷，叫你领奖哩。”

那晚，他住在1000块钱一晚的酒店里，打量摆着的吃的、喝的，好像三天三夜不出门也饿不着。他失眠到四点钟，天一亮，又赶回村去了。

106国道两边零星分散着卖烧饼和炸串的小商贩，从周口市龙曲镇中学的路口往西拐，上了小路，穿过大片麦田和四五个村庄，才到潮坡村。这里和中原其他村镇没什么区别，如果非要讲出不同，村民会说，它是太康县辣椒之乡。杨太义的院子门楼下，也码着一垛垛半人多高的辣椒，9月丰收，按今年年景，每斤能卖上8块钱。

这个时节，他会脱掉那顶单薄的白色草帽，换上厚实一点的蓝色绒帽。他极瘦，棉袄却把中山装撑得鼓囊囊的。冬天没有取暖设备，他捱不住的时候会在院子里生火。听说有记者来，杨太义早就坐在门口抽烟等着，5块钱一盒的红旗渠，烟雾下颧骨高耸，额头上铺满沟壑深的皱纹。

客厅里——河南农村称为“堂屋”，有一张单人床，一个茶几。老伴去世三年，他现在独居，平日吃饭多是凑活，午饭常用一袋速冻饺子来打发。跟邻居家50寸的智能彩电相比，他家15寸的大背头电视仿佛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这还不是他的房子，是外出打工的大孙子闲置在老家的，自己的老宅更空。

杨太义拿出上海国际电影节给他颁发的特别荣誉奖奖杯，放在地上。高佳 摄

导演霍猛的老家离潮坡村不到十里远，他35岁，《过昭关》是他第二部电影，只有40万出头的预算，主角以他去世的爷爷为原型。选演员时，他考虑过爷爷的结拜兄弟，性格直爽，喝酒经常“啪”一摔桌子，倒满直接干；还找过邻村一个老头，年轻时唱豫剧，十里八乡都知道他是个角儿。

2017年夏天，霍猛找到杨太义，第一印象是“不爱讲话”，“别人说话，他听着，抽着烟，挺冷淡那样。” 霍猛好奇：“太义爷，你激动起来是啥样？” 杨太义立马瞪眼，把音量提上去。霍猛本来想找个像自己爷爷一样幽默、开朗的老头，突然觉得沉默的杨太义气质也挺对，跟内心直觉挂上钩了。

“俺这爷爷不爱出门。” 住在杨太义隔壁的罗心丽说。平日里太义爷“怪严肃的”，不像别的老头爱闲扯，吃完饭就在家里看书，天暖和了出来转转。

太义爷在潮坡村有些威望。虽然他只上过两年半的学，但喜欢看书，常提到《薛仁贵跨海征东》里的桥段。杨姓是村里的大户，家谱要修，小学校长接了这个任务，不知如何动笔，就找他写序。往下二十辈的字辈，也是他作诗给取。

罗心丽讲给她婆婆，“俺太义爷恁有文化一个人啊！” 婆婆说：“噫！才没多大学问哩，半路学的，他脑子聪明。” 村里有年轻人听说他会“换胎法”，让他帮忙给“添个男孩”。所谓“换胎”，也是他从一本名叫《宫廷秘方》的书里看来的，里面写了口诀，据说能算生男还是生女。

霍猛来过潮坡村后，杨太义找出《文王八卦》，拿六个小白钱（意为硬币），举过头顶，心里默默地想：能不能拍成这个电影？ “问完摇三下，在地下一撒，出来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按顺序往书本上一对照，你知道出来个啥？” 杨太义回忆道，一字一顿：“中状元！”

进剧组拍第一场戏，隔壁聂庄的老头聂栋才被霍猛找来，也演主角的戏。“我拍完他拍。” 杨太义知道那意思，“谁演得好用谁。”

开拍之前，两人在院子里坐着，抽罢三根烟，杨太义开口：“你是天堂（聂栋才的乳名）不是？咱俩一个锅吃饭半年多，你还认得我不？我是太义啊。”

两人同龄，家离十几里，上一次见面还是1958年，在王集乡的剧校里。杨太义13岁开始学戏，唱越调。他的老宅后面有个大院子，老师在里头教戏，他一放学就过去看。那是他这辈子为数不多真正喜欢的事。现在他还记得第一次上台唱戏，唱的是《青龙山》，一个爱情故事。他扮文生，化了妆，戴上礼花帽，活脱一个公子。

17岁的杨太义已经是潮坡村剧团的团长，聂栋才在聂庄豫剧团唱武生，两个业余剧团都在剧校唱戏，有半年的时间一块吃大锅饭，后来剧校解散，两人再没见过。

这一晃，都过了六十年了。

电影《过昭关》里，杨太义饰演爷爷，骑摩托三轮车带着小孙子跨越千里探望老友。图源网络

平遥影展的奖领回来，赶上村里的剧团重新成立，在年关连唱了三天戏。村支书让杨太义把奖杯放到戏台上，“给大家伙都看看。”

村支书说，“这不单是你的荣誉，也是咱村的荣誉。”乡里第一书记来了，“这不单是你的荣誉，也是咱乡的荣誉。” 镇长也来了，“把你这生平事迹写好，复印几份，往省里递一份，县里一份，乡里一份，大队留一份。”

这次得了金鸡提名，附近县做自媒体的也来找：“你得影帝，村上还有不知道的哩，再宣传宣传。” 杨太义配合他拍了短视频，捧着提名奖杯和证书，用了一句自认为最高的评价对着镜头说，“中国自打建国以来，一共是六个影帝，我是年龄最长的一个影帝。”

罗心丽专门注册了一个抖音号，也给杨太义拍了视频，“看俺爷爷啊，都恁大年龄了，得了几个奖，都给俺爷爷点个赞啊！” 一天后，视频上了太康县的热门，有一万八千次点击量，418个赞。

村民大老远看见他，用手指着他。“指啥哩？” 他问，“噫！看见你上电视啦！” 也有人问：“要这一个铁疙瘩干啥？还不如给你一万块钱花着哩。” 80多岁的老嫂子说：“太义，你得个夜夜愁。黑里白天发愁这个事，你三个奖杯，四个儿，一个闺女，给谁啊？”

他的屋里，一张放杂物的木板床上，牛奶箱和鸡蛋筐中间有几个布袋子，里面装着从不同电影节领回来的明晃晃的奖杯。平遥那个，底座上还缠了两圈胶布。杨太义说，村里来参观的人多，少不了摸来摸去，得护住刻在上面的字：费穆荣誉最佳男演员奖杨太义。

“费穆”什么意思？他不懂，问了村里的老师，说可能是一个人姓费，一个人姓穆，后来翻看电影展宣传册才知道，是中国电影的祖师爷之一。

“俺潮坡这个村，自打有人类以来，就没出过电影演员。” 杨太义给导演霍猛写信，“一霎时（我）成了全村新闻人物了。”

杨太义被村民拉着合影。高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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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太义第一次看《过昭关》就是在平遥国际电影展，片长一共是93分钟，“电影跟电视剧还不大一样，演了老大一会儿了，才蹦出来仨字——过，昭，关。”

那是2018年秋天，电影拍完已经一年多，他跟电影之间的联系好像已经断了。重阳节前一天，他在地里收辣椒，剧组给二儿子杨鹤相打来电话，说在平遥古镇有个电影展，让他去。

片中，他演主角，叫李福长，也戴着那顶白帽子，也讲河南方言。李福长有句台词：“咱这一辈子也就跟那个过昭关是一样的，过罢昭关又过潼关，过罢潼关还有山海关、嘉峪关，关关难过也得过啊。”

台下掌声绵延，杨太义也跟着鼓掌。电影展的艺术总监，意大利人马可·穆勒探着身子跟他握手，说他比职业演员演得都好。影评写他“用生命在演戏”，就连肤色与褶皱都和李福长极为贴合。北京点映会有观众发言，话还没讲完自己先哭了，说想起自己的爷爷。

现实中，杨太义都当上太爷爷了。结婚，生子，赚钱，给儿子盖房，儿子再结婚生子，如此往复。现在，除了二儿子在身边，其他晚辈都在外地安家，过年聚在一起。老伴过世后，他和三儿子家走动也少了。三儿子家供出三个大学生，只有新学年开学的时候，杨太义会跑趟村委会，给贫困补助金申请表盖上章，帮每个孩子多争取1500块钱。

他生于1941年，早早就经历了人世忧患。有一次机会本来可以彻底离开潮坡村，21岁支边满三年，可以去西北军区空军后勤部开轧路机，修机场跑道。行李已经被装上了卡车，领导突然让他别去了 —— 母亲哭得劝不下来，担心儿子走后只剩自己无依无靠，他只好返乡。

在那之后，杨太义知道命已落定，可争博的只剩生命里的细枝末节。去了西北军区的老朋友现在落户西安，逢年关来看他，杨太义听说他们退休工资有五六千块钱，也挺羡慕，“那还是早几年了，现在肯定又涨了”。

电影里，李福长因“成分不好”曾被下放到劳改农场。有观众说：“那些敏感年代的苦难，在这部电影里并不是边角料，而是一个无所不在的隐形的主角。”

关于那段苦难，杨太义不止一次讲起一件事：上世纪60年代初，他被分到甘南桑科农牧场做会计，地方和部队两派互相压制，一个要好的同事被卷入，被扣上“贪污”的罪名，在会上被批斗。另一个女同事做销售员，供销社账上出了差错，月底少了500块钱，要求她补上。两人都在大会开完后上吊自杀，女同事死后没多久，真正偷钱的人就被抓了。

“这两人死得亏得很，对我打击重得很。” 回忆起这件事，杨太义突然不说话了，低着头吃饺子。情绪没有失控，但那是他几天以来唯一一次表现出低沉。同事的棺木没人敢守，他去了，怕夜里老鼠啃了尸体，没法向家属交代。

人生头十年他在兵荒马乱中度过，饥荒之后又碰上瘟疫，拣回条命。后面近五十年，为维持生计他一直辗转多地打工，回到阔别已久的潮坡，是因为老伴得了癌症，但三年前老伴也离世了。讲述这些与死亡的擦肩，他都没有用过这样的词，“打击确实重得很”。

回到村里，村支书让他去学校教书，能有稳定的收入，但他怎么都不答应。他嫌公家地方关系复杂，只愿种地养活自己。

电影里，小孙子问李福长：“死是咋回事啊？”他说：“现在我还不知道，不久的将来啊，我就去找它去了，到那时候，我就知道啦。”

年轻时和好友的合影上，去世的人已经被李福长一个一个圈了起来，最后只剩下他自己。屋外大雪纷飞，李福长坐在门檐下，点了一支烟，哑着嗓子唱起越调：我好比哀哀长空雁／又好比龙游在浅滩／我好比鱼儿吞了阵线／我好比波浪中失舵的舟船。

杨太义知道李福长的意思，他吸了一口烟说：“几个朋友都死完了，就剩下自己了，失落，孤独得很。”

杨太义的相框里装着一张20岁在甘南支边时的留影。高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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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村里不少人家盖起了新房。杨太义指着阳台上贴着的漂亮瓷砖说：“年轻人净知道盖点漂亮房子。” 这相当于村里的“中产阶级”。他的小学同桌，儿子在南方城市的政府部门工作，这是村里的“权贵之家”。西南邻乡更是出了个大人物——许家印，家门口的路修得比国道还宽，那是实打实的豪门。

他偶尔会气喘吁吁走上500米，到“权贵之家”的小学同桌家去，讲讲在外面的见闻。现在他拥有了一项别人没有的——在城市里的奇妙经历。

平遥电影展，1500人的晚宴摆了几十个圆桌，外国人站起来对着他鞠躬敬酒，还说是他的粉丝。有评委告诉他：“你就跟个夜明珠一样，在土里埋了几十年了。” 贾樟柯也说他是演戏的材料：“你（年龄）再抹20年，想在家你也不能在家。” 杨太义知道话里的意思，年龄太大了，要不然能当上职业演员。

老同桌听他讲完这一段，羡慕得很。“你中哎！去的地点又广泛，不胜你的只能在家蜗居着，这一个庄的都没你眼界宽。” 他感叹：“太义老了，老了又发光明了。”

得奖之后，村领导让他交一份“生平简介”，他写了30多页纸。电影得奖只有2条，做过的好事有30条。比如在甘南时，给丢了盘缠的老乡买包子；在郑州做环卫工时，拾到钱通知失主。“简介”中还有个重要日子 —— 1961年4月24日，他在这天入了党。老伴哪天过世他记不太清，但这个日子他脱口而出。

他说，那是第二次生命，田里收成不好的年月，他带着孩子们到信阳要饭，当地人看到党费本，才给了满满一篮子糍粑。村里要把他评为低保户，他拒绝了，就领每月90多块养老金，每年360块党员补贴。给村里小学看了三个月的门，该得2000多块的工资，他也没要。

有人问他得奖拿了多少钱，玩笑话里带着尖酸：“咋着，怕借你的钱不是？” 杨太义为了给自己辩护，专门给霍猛写了封信，他说，“我一生有个做人标准，就是‘看财如粪土，脸面值千金。’” 在金鸡节上，他实在不愿回答媒体收入的问题，“可不是图个啥钱。”

追忆过去，他发觉自己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着，电影是个例外，“老了，为自己，图个欢乐算了。”

上世纪90年代，他连年操办儿女婚事，欠下7000多块钱，为了还债跑去新疆摘棉花，一待就是14年。回乡后琐事也多，村里红白事爱叫他去帮忙张罗，有一年上镇里买了16个毯子，人家问他：“你是批发卖哩不？” 他答：“添箱哩（随礼）！给人家！自家恨不得穷得揭不开锅，人家的事也得办。”

他当过戏班领导，成天被人找上门，“太义，咋不把剧团成立起来啊?” 村支部里“两派闹”，他不想站队，战战兢兢地保持中立，但心里清楚：“就算坐在家里不动，也有一部分人反对你，你也落赖。” 为了躲清静，直到现在他没有手机，也不装电话。

杨太义和儿子杨鹤相在院子里烤火。高佳 摄

河南电视台问他愿不愿意拍个纪录片，讲自己一生的故事，他拒绝了。《过昭关》带来的奇遇正在画上句号，但杨太义觉得还没完。他一直珍藏着电影海报，上面列着入围的11个电影节，“孟加拉国达卡国际电影节”、“美国达拉斯独立电影节”……杨鹤相说，这些节万一来了通知，他们还得去，“不好意思接下一个（剧）。”

而且，他忙着整理戏词剧本，他会160多场戏，打算传给戏班里的年轻人。比起拍电视剧，他认为更重要是，留下一点什么，“就像撇个遗产”。

不过也有例外。11月最后一天，杨鹤相接到一通电话，是个陌生剧组打来的，他们在筹备一部主旋律电影，讲述扶贫故事，想邀请杨太义出演片中一个小配角，帮扶对象。杨鹤相说，父亲答应了，因为剧组说这是“焦裕禄续集”，父子俩准备动身去拍摄地，开封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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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快要落山了，杨鹤相生起火，媳妇坐在地上择辣椒，几个邻居围着火堆烤红薯，杨太义搬个马扎，自己坐到一边。

天光暗淡下来，他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打断大家的说笑：“那时候我去拍电影，有个啥想法吧。” 他说：“我也该死去了，能留一部电影，再隔十年、二十年一放，噫，不用说，留个纪念。”

在他的想象中，应该跟放赵丽蓉的片子一样，“在里头走动说话，孙子重孙子一看，俺爷爷谁谁谁，长那样，说话哩，比看相片要好得多。”

说起拍戏，他反复6次提到导演夸他，总是一拍大腿，竖起大拇指说，“好！” 在霍猛看来，这个动作的意思很简单——“这条过了”。霍猛说他演得好，因为那就是他的生活，“要演一个退休老干部，在公园里提个鸟笼子或者打太极拳，完了，没法看了。”

第一场戏和他竞争的聂栋才，因为记不住台词，最后演了一个哑巴，在剧组待了20天就回去了。中秋节，霍猛送去一箱月饼和两只烧鸡，再往后，演电影这事就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今年第一次碰上记者采访，聂栋才夜里怎么也睡不着，找人给霍猛打电话：“问了老多问题，问完就走了，是骗人的不？”

听说这事，杨太义咧着嘴笑，“老农民，没经过这。”

院子里新栽的梨树在11月开了花，杨太义觉得稀奇，抓紧让儿子拍了照片。高佳 摄

在杨太义的回忆中，过去一年里发生了不少异事，临近年底，院子里的梨树开花了，小小的白花，开了四朵。

“戏词里面唱的，是四月梨花开。” 他心里怀疑：“这时候开花，是吉是凶啊？” 正准备找出《文王八卦》算一卦，剧组打来电话，说让到厦门去领奖，“发中国电影金鸡奖的奖杯，俺这个剧组得了四个。”

是吉，“正好跟这花对上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罗心丽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