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如果没得非典，我们起码是中产阶级
作者｜宋凌燕
摄影｜张涛
春节已至，全国却笼罩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带来的沉重气氛中。武汉封城，其他各地陆续出现新增病例。
“戴口罩，勤洗手，过年不串门。”代替春晚、抢红包、集五福成为今天的关键词。
病毒肆虐，人心惶惶。这和17年前何其相似。
2003年，SARS大规模爆发，并扩散至全球，经过接近半年的防疫战，SARS最终在2003年夏天被控制。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年中国大陆有349人因疫情失去生命。
一些SARS患者脱离生命危险后，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如骨头坏死导致残疾、肺部纤维化以及精神抑郁症，一些专家认为抢救中使用的激素类药物是导致骨头坏死的主要原因。
2013年，SARS十年后，许多媒体找到当年的SARS幸存者，报道了他们当时的境况。
当时还在《南方周末》当摄影记者的张涛，拍摄了北京五位幸存者（及家人），镜头下的他们，没有丝毫劫后余生的喜悦。因为SARS，他们的健康被摧毁，失去工作能力，家庭分崩离析。他们的命运在2003年被彻底改写。
曾经是高级工程师的张文荣，每次说起非典时期的事，都忍不住掉眼泪。她曾经是运动达人，旅行爱好者。非典之后，她出行要靠拐杖，去疼片成了必需品。
张文荣现在身上的病有十几种，老伴儿揽起了家里所有的家务活
“我们所有的退休金都用来看病了，要是看病没那么多花费，我们现在肯定很幸福。”
“我和我爱人都是高级工程师，如果没得非典，我们起码是中产阶级，但现在我到社会底层了。我的落差太大了，人往上走容易，往下走难。”张文荣在采访中这样对我说。
“非典后遗症群体的民意代表”方渤，在2013年接受了上百家媒体的采访，他想让这个群体的余生能过得更有保障，更有尊严。
“非典后遗症群体的民意代表”方渤
2003年，方渤家9人都感染了非典。他的妻子没有挺过去，去世了。两个女儿和女婿，都因为股骨头坏死无法继续工作。2005年，两个女儿先后离婚，离开了家。
每年的春节、清明和中秋节是方渤最怕面对的日子，春节的时候他再也无法感受合家欢乐的喜悦，就选择这时候去住院。
东四十四条胡同15号院，是北京第一个因非典而被隔离的四合院，整个街道有97例非典患者。曾住在这里的杨志霞，一家9口人，被隔离在不同的医院接受治疗。
杨志霞
“非典之后我们家破人亡，再没有一起吃过饭，这对我们家是毁灭性的灾难，我们至今翻不过身来。”杨志霞在采访中这样说。
内科医生武震，在人民医院急诊科实习时感染非典。出院不久，她被确诊为股骨头坏死。到2013年，她的左右髋关节都做了置换手术。
内科医生武震
在手术后住院期间，她用尼采的话鼓励自己：“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活，他就能够忍受任何一种生活”、“懂得为何而活的人，几乎任何痛苦都可以忍受”。
武震的床边贴着她看书时摘抄的句子
2013年，她期待着出院后能有全新的生活，结婚生子。
荆德申、李连香夫妇在出院后，也先后被确诊为股骨头坏死。为了治病，2003年到2009年，家里的积蓄花了十多万。
荆德申、李连香夫妇
2013年接受采访时候，荆德申说过，“我们现在在为社会着急，这么大的牺牲，我们没给后人留下什么。SARS再来了怎么办，SARS换了一副面孔又来了怎么办？通过这件事有没有做出一套真正完整的应急措施？我觉得这些人付出的成本这么大，不能白费。”
昨天，当武汉新型肺炎气势汹汹来临，荆德申在朋友圈发出自己的心声。
2003年SARS疫情最严重时，北京市各大医院人满为患、床位不足。为此，国务院决定在小汤山地区建立一所野战传染病医院，将北京市各医院的所有SARS患者集中此地治疗和管理。小汤山非典医院于2003年4月23日开工，4月30日交付使用。
小汤山非典医院为一级传染病医院，在当时是世界最大的传染病医院，亦创下世界医院修建速度纪录。北京市卫生局宣传处人员表示，严格地说是没有“小汤山非典医院”这个说法，它在建立之初就不是一个医院，而是临时的野战医疗点。
非典期间，小汤山医院总共接收680名非典病人，是全球病例的十分之一、中国病例的七分之一。最终，小汤山非典医院有672人康复出院。
2013年，我去探访小汤山医院旧址时，曾经的病房已经被拆除，仅剩下几栋残破的临时房屋和一片荒地。
小汤山医院旧址上遗留的残破病房
小汤山医院旧址
昨天，武汉版小汤山已经开建。据楚天都市报报道，医院将在6天内建成，并可容纳1000张病床。
太阳底下无新事。今天让春节彻底变味的病毒，被证明和SARS一样来自野生动物。
不知那些执意吃野味的人，是否意识到自己错了。你们的“好奇”、“贪吃”，对野生动物神奇功效的“迷之相信”，就这样掀起了一场病毒旋涡，把所有生活在武汉的人拖入黑暗，让十七年前的噩梦重现。
而那些感染的患者，冲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一生的命运或许就会改变。
十七年过去了，当时的受害者还没从伤痛中走出来。“前车已覆，后未知更何觉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