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科学中心的五次大转移

作者：向由 摘自：《看世界》2019年第42期

　　诺贝尔奖成为一种具有指标性意义的奖项，这并不在诺贝尔本人的预想之中。

　　诺贝尔奖科技类奖项的评选标准，历经多次变革，有的内容甚至违背了诺贝尔本人的意愿。1895年，也就是诺贝尔去世的前一年，他原本设立的遗嘱是这样的：“我所留下的全部可换成现金的财产，将以下列方式予以处理……成立一个基金会。它的利息每年以奖金的形式，分配给那些在前一年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人。”

　　诺贝尔本人的遗愿是，获奖者是在前一年有所贡献的人。

　　然而，后来的诺贝尔奖评委会在决定颁奖前，会对获奖者进行长时间的考察。

　　这就导致了很多遗憾。比如，女生物学家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对20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发现——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贡献很大，然而在今天，人们关于这项成就的记忆，只有两位科学家：沃森和克里克。

　　原因很简单，在诺贝尔奖评委会决定颁奖时，富兰克林已经去世了。类似的遗憾有很多。坊间有传言，林语堂、沈从文等人去世得早，是他们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之一。

　　只此一个变化，就改变了诺贝尔奖的“意义”。

　　诺贝尔本人的想法是，通过鼓励杰出贡献者，来支持他们的科研事业，所以获奖的时间不宜太迟。要知道，早期诺贝尔奖的3万美元奖金，可以支持一个科学家无负担地进行20年科研工作。

　　但在今天，当诺贝尔奖颁发时，大多获奖者早就功成名就了，奖金的支持意义被削弱。

　　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遗憾，但这一变化，却让诺贝尔奖有了“终身成就奖”的意义。而这，是它迈向世界性参考指标的第一步。科技史还是私人史

　　尽管诺贝尔本人对获奖者获奖时间的规定后来没能贯彻，但它以另一种形式被执行下来。即在颁奖时，奖项并不针对获奖者本人，而是针对他的某一项成就。

　　有的科学家名气很大，但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比如霍金。

　　相反，有的科学家不止一次获奖。比如著名的科学家居里夫人，在1903年因发现物质的放射性，和她的丈夫一起获得诺贝尔奖。1911年，她又因为发现镭元素而再次获得诺贝尔奖。

　　正是因为这种变动，诺贝尔奖所强调的，是杰出的科学发现或技术发明，而不是科学家本人。

　　所以，它能够标记出科技的创新点在全球版图上的出现和转移。这也是它能成为一幅“活地图”的条件之一。

　　但如果只是这样，还远远不够。其实，诺贝尔奖诞生在一个很巧的时间点（1901年），可以说它生逢其时，彼时的世界正需要一个有标志作用的科学奖项。

　　在这之前，它存在的必要性是不大的。在没有诺贝尔奖的时代，也存在科学的“地图”，事实上，那时的科学地图相对而言更加清晰。

　　科学史家公认的是，世界科学中心有过5次大的转移。什么叫世界科学中心？这最早是由英国学者贝尔纳提出的概念，他借此描述科学力量的转移现象。后来，日本学者汤浅光朝受到启发，用定量的方法，“很科学地”界定了世界科学中心。

　　根据定义，科学成果数量超过同时期内全球科学成果25%的国家，就被称为世界科学中心。

　　从近代科学的诞生之日算起，世界科学中心有过5次大的转移，分别是在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

　　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转移，发生在“二战”时期，世界科学中心从德国转移到美国。根据资料，“二战”之前，美国只有8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英国有10人，德国有11人。而在“二战”之后，美国获奖人数突然大幅增加，至今几乎从不缺席，一家独大。

　　可以看出，在诺贝尔奖诞生后，它的科技类奖项，如实地反映了各个国家科学力量的实际情况。这就是它具有“活地图”功能的一面。

　　然而，在没有诺贝尔奖以前，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又是怎样界定的呢？

　　世界科学中心的前几次转移，与科学史上的伟大人物的生卒时间相对应。

　　比如，意大利成为第一个世界科学中心，伽利略功不可没。当时，大量古希腊、古罗马学派的书籍，从阿拉伯世界传回西欧。意大利凭借其靠近阿拉伯世界的地理位置，在当时兴起了最为活跃的思潮。伽利略就是其中的集大成者。

　　然后是英国，很显然，牛顿开始放射光芒了。牛顿出生于伽利略逝世的第二年。在牛顿时代，西欧的科学中心无疑在英国。无论是经典物理学大厦的建成，还是微积分的发明，这些成果都让英国保持领先地位。

　　关于微积分的发明权，牛顿与莱布尼茨争执了大半生。有趣的是，莱布尼茨是德国人，德国的当权者选择支持自己的国民。英国政府也当仁不让，他们捍卫牛顿式微积分，奉其为正统。然而，我们现在使用的微积分，是莱布尼茨式的，因为它的表现更直观简洁，牛顿式的微积分过于烦琐。

　　法国和德国作为接替者，它们的先天条件足够好，这两个国家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同樣辈出。从较早的笛卡儿、莱布尼茨，到后来的安培、巴斯德、赫兹，都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

　　可以说，在19世纪以前，一部科技史，就是几个科学家的私人史。比诺奖时，在比什么

　　既然是“私人史”，那么它的发展脉络自然是很清晰的。

　　界定了世界科学中心的日本学者汤浅光朝提出，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大概以80年为一个周期。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在科技发展上的领先地位，只能维持80年左右。

　　“汤浅现象”在20世纪以前是适用的，科学力量的前4次转移都符合这一说法。不难揣测，周期为80年，这与科学家本人的寿命，有着很大的对应关系。

　　不过，来到20世纪，一切都变了。

　　首先，“汤浅现象”失效了。美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始于1920年，根据规律，它应该在20世纪末丧失领先地位。即使将美国科技兴盛的起点定在“二战”结束（1945年），那么，此时的它理应后继乏力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截至目前，美国籍科学家仍然是诺贝尔奖科技类奖项的常客;过去的20年，每年都有美国籍的科学家获此殊荣。不但没有衰落的迹象，甚至在创立新学科、发明新技术方面，美国始终保持着绝对领先的地位。

　　为什么？

　　科技激烈改造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身。简单来说，20世纪以前的科技时代已经过去了。在那个时代，草根出身的法拉第，通过自学电学理论知识，发现电磁感应。没有学院派背景的爱迪生，依靠自己的天赋和勤奋，创造出他最负盛名的发明。

　　20世纪伊始，科学研究越来越往职业化的方向发展，它拒绝“民科”，也很难再有“个体户”。换言之，科研已开始成为一项耗费巨大的事业，不再是个人或小型的独立团队所能承受的。

　　以物理学科为例，早期伽利略的实验工具，只是斜面、计时器、滑轮等简单工具，但到了20世纪，最富成就的发明当属核能量的释放。据了解，美国在当年动员了10多万人，参加核武器的发明工程。

　　试想，除去国家力量的支持，还有谁能完成这样一项科技研究呢？举国趋势

　　核武器是个极端的例子，但科技发展到20世纪，或多或少都顺应了“举国趋势”。此时，科技成就的出现，不再单纯仰仗个别的天才，参与竞争的实际上是国家实力。

　　更具体地说，20世纪后的科技拼的是3种实力：经济实力、科研实力和教育实力。

　　毫无疑问，“二战”过后，美国至今在全球仍然占据霸主地位，以上3种实力，美国都独占鳌头。因此，它拥有最多的和最先进的科技成就，也就拥有最多的诺贝尔奖科技类奖项获得者。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汤浅现象”的失效，应当归咎于全球化。他们的论据有两方面：一方面，世界科学中心最近一次轉移，是从德国到美国，人才的转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时至今日，尽管获奖者多在美国，但其中约38%的获奖者是移民。

　　以上两种论据，都涉及移民。在他们看来，美国科技的强大，有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吸收了大量的他国人才。所以，不是“汤浅现象”错了，而是美国“作弊”了。

　　诚然，世界科学中心从德国向美国的转移，取决于它背后极为特殊的历史。“二战”时期，许多在德国被迫害的犹太科学家，都在美国找到一张安静的书桌。从历史的角度看，这让美国捡到了大便宜。

　　不过，特殊的历史条件，在今天已经不具备，但全球范围内的人才，依然持续地往美国跑。这能反映出，过往那种以国别区分国家科研力量的做法，在今天已经失效。

　　（格致摘自《看世界》2019年第42期，邝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