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岁之前，外婆对我疼爱照顾，无微不至，直到她突然生病，住进了医院。

　　那是某一个傍晚，外婆突然喘不过气来，四阿姨赶紧带着外婆住院。我看着救护车呼啸，笛声回鸣，好像准备穿透我的一切，永恒隔着一道分割线。

　　之后，我又跑又走了约莫三十分钟的路程（在那之前，我出名也可笑地连过街都要大人牵手才敢），经过了十几个红绿灯，穿越了许多不熟悉的街道，不断问路边人：“请问中山医院在哪里？”那是我的第一次“流浪”。我明白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在医院里不能做什么，但是我必须抵达那里……那时外婆正被急救，医生说她可能度过不了这一关。

　　我不是一个节俭的孩子，外婆给多少零用钱我从来只有透支，没有存余。深夜，茫然地回家，口袋里只有五块钱台币，饥肠辘辘，我走到家门口的面摊子，下意识地走进去，点了一碗阳春面。

　　面摊老板是一个外省退伍老兵，煮得也擀得一手好面；外婆疼爱我，常常带我到面摊子点卤蛋、海带芽、卤猪耳朵，加一碗阳春面。那个深夜，老板看我一个小孩走进来只点阳春面，便惯常地问：“卤蛋？”我平静地回答：“不要。”

　　第二天，中午当然没有人帮我准备便当，正在长大的孩子，到了下课放学，已饥饿难忍。又走进面摊，问老板：“我可以只要半碗阳春面，付一半的钱吗？”老板想了一下，说：“好。”没多久，他给了我一整碗阳春面，我愣了一下，因为我狐疑他耳朵是否听不清，而且我铁定付不出一碗阳春面的钱。没敢动筷子，我走到正热腾腾煮面的摊子前，拉拉他的手：“老板你搞错了……”

　　他立即以浓重的四川乡音回答我：“你先吃，我忙，待会儿再说。”我坐下来，还没吃完半碗，老板突然扔了一个卤蛋到我碗里，转身又走了。

　　我静静地坐在那里，想等他忙得告一段落，再问怎么回事。约莫黄昏五点，客人少了些，他走过来问我：“小女孩儿，你的外婆呢？”我据实以告。他立即说：“你以后天天来，外婆会好起来，你不要怕，她回来了，我再和她算钱。”

　　那一夜我的三阿姨从台北赶回来探外婆，我赶紧告诉她我欠面摊老板钱的事，她当晚带着我向面摊老板致谢，并还了钱。面摊老伯伯告诉我，自己十六岁就在田里被抓来当兵，一路打仗逃难，就靠许多不认识的人接济，才能活到今天。“你这女娃儿聪明，好好读书，孝顺外婆。”

　　十一岁的我没有太多同理心，受到一个大陆战乱孤穷老兵的照顾。我没明白，当他说“好好读书”时，是因为他没有读书的机会；当他嘱咐“好好孝顺外婆”时，是因为他被迫和父母离散，已无孝顺的机会。那“孝顺”“叮咛”是遗憾，是另一种想家的表达，是深沉的叹息。

　　这是我的第一堂“同理心”之课，我不知道他识不识字，上了多少学，我甚至写不出他的全名，但他教导我的“同理心”之课，让我终生难忘。

　　（余娟摘自微信公众号“文茜大姐大”图/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