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上一个人”，发生在14岁，还是被禁止的。忽然之间，我有很多事要忙，忙着忧郁，同时忙着掩饰忧郁。

　　就在这种心事重重无法自处的阶段，班主任杨震宇的一个特殊的作文训练，给我制造了一个情绪的出口。那次作文课，杨震宇带来一个画架和几张图片，他把那几张图钉在画架上，图片内容分别是人物、静物和风景，然后让我们随便选一张自己有感觉的图片写一篇作文。

　　他说：“大家如果看不清楚，可以走过来仔细看，文章写什么体裁都行，散文、议论文、小故事，随你们便，字数也不限。我只有两个要求，一是体现观察能力，二是发挥想象力。”

　　杨震宇总是这样，他有很多时候都随我们的便。

　　我因为正处于暗恋中，情感特别丰富，特别需要借题发挥，随便选了那张风景图片，洋洋洒洒地写了篇以“伤离别”为主题的文章。

　　隔了一周，我的作文被当作范文在作文课上朗读。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听到别人念我写的文字。在杨震宇的声音里，我全身的细胞都像受到电击一样猛然苏醒，让我清楚地感受到它们的存在。

　　下课之后，杨震宇收拾好教案，离开教室之前，沉吟了几秒，转头叫我的名字，示意我跟他走。以之前的经验，被叫去办公室十之八九不会是什么好事，剩下来十之一二可能是好事的，也只属于那些所谓的“天之骄子”。即使杨震宇一次次在我面前打破常规，我也没想过，那些不同凡响的事有一天会于我有关。

　　我走在杨震宇身后，带着一身的胆怯，跟着他走进办公室。

　　杨震宇带着我径直走到他的办公桌旁，放下教案之后，他在旁边的书架上翻找了一阵，抽出一本书，转身递给了我。

　　“你可以看看这个，说不定有一天，你也可以写出这样的东西，也出一本书。”

　　我接过那本书，是一本三毛的散文集。我捧着那本书，手臂抖了抖，无言以对。我抖是因为我没有收到老师赠予礼物的经验。

　　杨震宇没理会我的局促，继续道：“我喜欢的作家杰克·伦敦有一个特别的写作训练，他会随时随地把他认为有意思的东西记录下来。通过这个方法训练观察能力和叙述能力。我个人认为灵感都是熟能生巧的结果。如果你对写作文有足够的热情，我建议你试试这个方法。”

　　就是从那天起，我开始写观察日记。杨震宇说：“一定要仔细观察、认真体会，把你观察到的都如实记录下来。‘如实’特别重要，就是尽量观察、尽量记录、尽量思考。时间长了，你有可能会发现，你的观察力越来越敏锐了。”一周之后，我把第一次写的观察日记交给他，那一周，我观察的是阳光的变化。

　　杨震宇把那个本子还给我的时候，在这句话下面写了一个很大的“好”字——“今天的光線强烈，我抬头看了太阳一眼，再低头，看到了世界的底片。”

　　尽管只有一个字，却正是它启蒙了我对爱的认知。之后，每当谈论“爱”，我都认为所有真正的爱，都必须基于对一个人的了解和欣赏。

　　我的观察日记又持续了几周，从阳光转向植物，再转向每天趴在学校门口的流浪狗。第一个本子快写满的时候，杨震宇又给了我一个新的本子，同时作业也升了级：“从这本开始，写一个你感兴趣的人。”至此，我从杨震宇那儿得到了一个“偏方”，那些堵在我心里的单恋，伴着对那个人无法克制的“观察”，被我一字一句地写了出来。

　　我妈看到我经常在房间里奋笔疾书，很高兴，偶尔拿一两样零食进来问我：“写什么呢？”

　　我说：“我们老师留的作业。”

　　她探过来身，刚好看到我正在使用的一个词“宠辱不惊”——成语总是能起到使一个句子变得深奥的作用。我妈很满意，说了句：“噢，好好写。”就没再深究。

　　不久之后，我从最初只能写出“今天J迟到了，没参加晨跑”，到后来，在杨震宇的种种启发式的点评下，已经能把J在一个课间10分钟之内的动态写得跌宕起伏。

　　我越来越喜欢这项写作的训练，除了成就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内心那些拥挤着的情绪，都借由文字尽情释放出来了。

　　出于对杨震宇的信任，我对J的单恋在文字训练中一览无余。

　　杨震宇对我的单恋本身始终保持着距离，从未过问，只就事论事地在每篇文章上圈圈点点。

　　“有待商榷”这四个字，是我从杨震宇给的评语里学到的。“商榷”这个概念在我的人生中出现，也是从杨震宇开始，他是第一个不用“批判”和“否定”来对待我们的大人。在“商榷”中，我紧绷的心弦渐渐舒展。一个少年，在十三四岁的年纪，有幸把对这个世界的诚实化作文字，练就一种技能，不管今后是否以此为谋生的手段，它都是珍贵的礼物。

　　没多久，J和另一个女生成了我们班唯一一对公然出双入对的少年恋人，他们瞬间成为全班热议的焦点。杨震宇对此没有表态。不久后，一天的自习课上，杨震宇走到我的座位旁边，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一声：“来。”

　　我又是那样，低着头，跟在他身后，穿过校园，跟着他走进一个独立的办公室。

　　杨震宇示意我坐下，他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干净的茶杯，沏了一杯热茶，放在我面前。

　　然后他隔着桌子坐在我对面，停顿了一下，说：“要是最近不想写，可以先停一停。要是想写点儿别的，随时可以问我。”

　　我像被打开了泪闸的开关一样，开始对着那杯茶掉眼泪。

　　杨震宇在我面前不远的地方，看着我的眼泪时疾时徐地掉落。

　　他对事情本身没做任何具体的评论，更没有任何肉麻的肢体语言，他的关切自有风格，很淡，可是显而易见。

　　少年的容身之所其实非常有限，当成长推挤着少年们在父母面前掩藏真实的自己时，学校就成了最重要的阵地。一旦在学校也要背负另外的伪装，时光就会变得难挨。

　　我的单恋，就有那种在双重伪装压抑之下的难。

　　还好，在一个透不过气的艰难时刻，杨震宇给了我一份没有批评的了解，好像一个人失足落水后及时出现的救生衣。

　　很多时候，支撑一个人度过人生中诸多困境的，就是“了解”。

　　而那些在年少的你受伤时没有加以任何道德的指摘和批评的大人，是真君子。

　　杨震宇在任由我掉了一阵眼泪之后，转身从他身后的书架里抽出一本书，给我讲了一部他喜欢的作品。

　　他讲的是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

　　我记得那天最后他说：“上天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礼物，有可能是和颜悦色地给，有可能是风驰电掣地给，有时候是令人快乐的，有时候是令人痛苦的。怎么给不要紧，要紧的是你要发现礼物，还要尽力接住礼物。那些礼物，你不接住，或是不及时接住，就错过了，就是暴殄天物，‘礼物’是不会等你的。”

　　我听了他的话，暂时从伤感中抽出身来，为他如此自如地使用这么多成语而折服。

　　那是我少年时代的运气，在单恋像小船触礁一样断裂沉没之时，杨震宇以君子之姿，告诉我“礼物可能是痛苦的”，这一剂及时的“了解”，送我回到可能痊愈的归途。也正是这个过程带给我一个重要的领悟：每个人这辈子对自己最大的责任，就是要发现自己的那个“我”。一个怯懦或昏聩的人生，是没有“我”的。

　　直到受到杨震宇那么郑重的肯定后，我才忽然想要问自己一句“我是谁”。继而，为了这个“我”，必须于茫茫人世中，清明、独立、勇敢地走出来，走下去，不论面对何种境遇都不退缩，直至走到天尽头。

　　（婉莹摘自《再见，少年》

　　现代出版社 图/吴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