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蒙讲过一个民间故事：一人说《水浒传》中有个好汉叫李达，另一人说那叫李逵。于是两人赌20元钱，去问一位古典文学权威。不想权威竟判读李达者对。读李逵的人当然有意见，说权威荒唐。谁知这权威讲出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你不过是损失了20元钱，而我们害了那小子一辈子，他从此认定好汉乃李达，还不出一辈子丑吗？”

　　本来我就替那位读李达的无知者悲哀，认定权威可恶，没想到王蒙先生居然对这故事还很是欣赏：“这个故事的最深刻之处是在于告诉我们：对谬误唯唯诺诺随声附和，恰恰是——至少客观上是——对谬误的最大惩罚。”

　　这真是仁智不同啊！故事是很深刻，但我总以为告诉我们的是：有些人喜欢耍他的“大聪明”，而这“大聪明”实在又是于人有害——至少很失为人敦厚或是缺少向善之心。不知一向宽容的王蒙先生，怎么会面对一个仅仅是无知之人，一下子变得如此不宽容了呢？

　　其实以华夏之大，有“大聪明”而又耍“大聪明”的人多的是。下面几则聚在一起，可以看出国人不仅聪明，且各有千秋。但无论如何，我对这些是不会像王蒙先生那样欣赏的。

　　话说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一行被困于陈蔡，饿得要死。得知附近有家餐馆，孔子就让弟子仲由去找点吃的。不想，那掌柜的见圣人门徒来，狂言道：“我写一字，你若认识，就免费招待，包吃包喝。”然后写了一个“真”字。仲由一看不禁乐了：这不过是一个“真”字，有何难的？谁知那掌柜的听了，竟骂圣人的门徒为白痴，还令手下人将仲由乱棒打出。学生逃回，向老师禀告一切，孔子出了阵。掌柜的也太小看圣人，仍写一“真”字考孔老先生。圣人一看说：“这是‘直八’。”那个掌柜的佩服得五體投地，连连称赞：“果然名不虚传，学问大得可怕。”一顿酒足饭饱，仲由忍不住问老师：“明明是‘真’字，你怎么认‘直八’？”圣人长叹一声：“不能认‘真’的地方，你偏要认‘真’，只有活活饿死。”

　　在不能认“真”的地方认成“直八”，固无不可，可倘若大家都这么做，那世上便会失去“真”字，仁人志士也就毫无意义可言了。

　　有甲乙二人争论，甲说四七二十八，乙说不对，是二十七。两人相持不下，以至于扭打，后来又都要求到县官那里打官司。县官听说来由，命人将甲打了30大板，然后将甲乙逐出。甲不服，返回问县官为何要判自己挨这顿板子。县官乐了：“那人已经荒谬到说四七二十七，你还同他争，不该打吗？”

　　同荒谬人相争，似乎有些荒谬，然任其荒谬，也难免跟着遭殃。

　　（鲁刚摘自《杂文月刊》 图/罗再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