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有史以来，一个人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爸爸”。

　　就在这两年，“爸爸”们遍地都是了：阿里爸爸，腾讯爸爸，老板爸爸，客户爸爸，用户爸爸，大神爸爸，苹果爸爸，漫威爸爸，暴雪爸爸……

　　当“爸爸”变成“爸”，意味着你骑在父亲肩膀上的少年时代过去了；当“爸爸”变成了其他男人，变成了一个品牌，意味着这个时代已经发生了某种颠覆性的变化，身处其中的我们，跟父亲那个年代的人，也不是同一种人了。

　　“爸爸”与“干爹”

　　语言是一扇窗，通过它可以看到人类灵魂的秘密，以及社会变迁的脉搏。同一个名称，在流传中发生的意义伸缩或嬗变，也会颠覆我们对社会文化的认识。

　　“爸爸”这个称呼比“父亲”古老，因为它是人类婴儿最早学会的一个发音。最早在三国曹魏时代，字典《广雅》就有记载：“爸，父也。”不过民间却不多用，很少留下记载。一直到清末民初的国语运动，以1933年黎锦熙发表《“爸爸”考》为标志，“爸爸”才开始崛起，成为最普遍的父亲称谓。

　　晚清以后，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攀附之风，名利场上流行认“干女儿”“干儿子”或“干爹”“干爸爸”。不过，正式把父亲以外的男人直接称为“爸爸”，晚清以后的一百多年里，都还没有在社会上公开出现。

　　1991年，王朔喊出一句“我是你爸爸”，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一年，广东实现了21%的经济增长率，先富起来的乡镇企业老板们开着桑塔纳，意气风发。他们中产生了中国第一代sugard addy（糖爹），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干爹”。

　　根据谷歌图书Ngram数据库检索，西方的“干爹”sugar daddy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它指的是那些包养年轻女性的老男人，他们用花不完的钱，买回失去的青春。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sugar daddy的词频突然直线上升，这一时期正好是嬉皮士运动席卷全美，年轻人将保守的社会观念撕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荷尔蒙旺盛的青年，很快将约会对象扩大到“皮革爸爸”“银发爸爸”“肌肉爸爸”“熊族爸爸”等。

　　20世纪90年代，性产业与hiphop神奇地结合了，传统上由女性担任的“妈咪”，被八面玲珑的黑人男性取代，他们穿上花哨的西服，配一顶同样色系的牛仔帽，冬天还要披上貂皮大衣。

　　人们把他们称为“皮条客老爹”（pimp daddy），其中daddy的意思，已经变得跟“女王”差不多了。

　　“爸爸”的娱乐化

　　拜娱乐文化和粉丝文化所赐，“爸爸”这个词逐渐脱去了性的色彩。

　　2014年11月，金·卡戴珊在《PAPER》杂志发布了那几张著名的照片，卡戴珊的死忠粉、歌手Lorde随即转发她的推特，内容只有一个单词——mom（妈）。

　　这个五体投地的mom，意思大体上也跟“女王”一样。但是，通过将偶像与父母称谓结合在一起，粉丝对偶像的膜拜多了一层权力关系，终于召唤出了浩浩荡荡的“粉丝经济”。在Lorde的触发之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将自己的偶像称为mom或daddy。

　　同一年，中国内地播出了一档综艺节目叫《爸爸去哪儿》，首次将亲子关系带入娱乐文化中来。观众们称呼节目中的明星，除了直呼其名，常常还亲昵地在姓名后面加“爸爸”。比如Kimi的父亲林志颖，他可能会被称为林爸爸、林志颖爸爸、Kimi爸爸。

　　风气之变，如一日千里。网友们进一步将明星人物亲属化、私有化，如韩寒是“岳父”，TFBOYS是“儿子”，王思聪是“老公”，王健林是“公公”，刘涛是“媳妇”……在一切皆可娱乐化的时代，亲属称谓纷纷脱去了伦理色彩，“爸爸”们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登上舞台了。

　　2016年3月，美国GQ通过推特词频统计，找出了互联网时代的五大明星“爸爸”，他们包括：贾斯汀·比伯、坎耶·韦斯特（金·卡戴珊老公）、“巨石”道恩·强森、加拿大歌手德雷克，以及英国歌手泽恩·马利克。其中，泽恩·马利克得到的“daddy”称呼最多，是推特最大的“爸爸”，乃至于他的粉丝都被称为“Zaddy”军团。

　　不過，德雷克可能才是“爸爸”中的“爸爸”，因为贾斯汀·比伯有一次在Instagram看到他的健身照，当即评论了一句“该死的爸爸”，就差一个语气词“oh”了。

　　“爸爸”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

　　有意思的是，网上的“爸爸”已经不仅仅限于娱乐明星了，因为喊“爸爸”具有的娱乐化功能，可以把任何一个人变成偶像。2016年10月，马云在阿里巴巴主办的音乐节上亲自演唱了《海阔天空》《好久不见》两首歌曲，一开嗓即压过逃跑计划和朴树，成为当晚“夜空中最亮的星”，让台下“那些花儿”沸腾着大喊——马云爸爸我爱你。

　　这种亚文化发展至此，其最大的特点也就暴露无遗了——对金钱和大众文化的撒娇、卖萌以及献媚。无论是哪个当红炸子鸡，还是哪个时尚大品牌，他们得以成为年轻人的“爸爸”，凭借的是对年轻人的驯服。这种驯服有时是在消费中，有时是在社交上，有时仅仅是一种对品牌的信仰。

　　喊“爸爸”也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营销手段，它的话术无非是以恶俗的语言，达到一个恶俗的目的。正如乔治·斯坦纳所指出的：“除了一知半解、粗疏简化、琐屑不堪，事实上，还有什么能够感染那些被大众民主召唤进市场的半文盲大众呢？只有用越来越简陋破败的语言，大多数那样的交流才有效。”

　　当所有世俗偶像都可以被肉麻地称为“爸爸”，一个自认为有自主思想的人，应该像维特根斯坦那样逃离言辞的螺旋，别轻易喊别人“爸爸”，搞得自己像一个“人尽可爸”的人。

　　不过，青年亚文化总是带有反抗和消解现有秩序的一面。中国的上班族将财大气粗的客户们戏称为“客户爸爸”，便带着一种消极的调侃和反抗，虽然不无人格的自我矮化，但更多的是年轻人对工作的不满与无奈，是一种典型的“丧”。

　　年轻人对“客户爸爸”的埋怨当然不会发展成为行动上的抗议，因为他们的内心愿望其实是——我也要当“爸爸”！各位读者爸爸，你说呢？

　　话说回来，每天忙前忙后伺候各种“爸爸”，你多久才给真正的爸爸打一个电话？

　　（刘振摘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图/陈明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