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太公是我的老邻居，从香港回来前，他千方百计联系到我，太公眼高，却一直对我青眼有加。太公回来的原因，是因他的“莼鲈之思”。张季鹰抬头秋风里，闻到莼鲈香气，于是弃官回家了。太公无须辞官，只带着一个生活秘书蔡叔就飞来了。

　　我和他的侄孙建军兄一起打扫了他的小楼，开窗通风，但依然有浓浓的霉味。太公是旧式文人，我们将笔墨纸砚琴，都摆在书桌上，园子里落叶都扫尽了，蝉蜕就任凭它们挂在那里。建军问：太公就是为吃？我笃定地点头。

　　建军满心嘀咕着去张罗了。

　　我熟悉太公的生活。他吃毛豆，是带壳一起煮的，加点盐，花生也是如此。他吃山芋，是削了皮，切成小方块，煮稀饭时搭进去，掺点糯米，慢慢熬制。他吃茄子，却极其简单，切成四条，等饭熟时，放在饭头上蒸，蒸软乎了，放在盘子里，加香油和拍碎的蒜子，搅拌均匀，就香气扑鼻了。

　　所有的菜式，建軍是严格按照我的要求做的。从机场接回太公，他颤巍巍地开门下地。头发全白了，他抖抖索索地仔细打量着门前的条石，枇杷树、桑树、桃李杏皆高大了。老宅正炊烟袅袅。他整理好心情，忽然顿住了，鼻翼微动，旁人不解，他也看到了他们询问的目光，哈哈笑了，指着我，说：“阿源懂我。”

　　桌子上摆满了时令菜。豆角，水煮毛豆，苋菜，油炸小鱼，泥鳅，黄鳝，香辣蟾蜍，水煮肉，蒸茄子，肉烧干马齿苋，肉烧蕨菜等，满满当当的。大伙都看着太公，太公没有举箸，幽幽说道：“活的年岁多了，走的路远了，许多事许多人都忘记了。有时候吃一道菜，就想起很多事。”他顿一下，说“那一年在九龙，我看到一棵桑树上的青果子，叫孙子向主人讨来几粒吃，也是那么酸涩，就想起你们猴子一样爬到我家的桑树上，吃得牙齿酸软，也想起我的母亲站在树底下，摇着头叹息：‘就不能再等等啊！’可我哪里等得及。”我们都不说话，屋外的桑，沉静地绿着。

　　大伙劝他赶紧趁热尝尝，太公夹起一块茄子，大伙都拿着筷子，紧张地看着他。太公闭眼咀嚼，没有说话；再夹起一条小鱼，也是如此。如此者五六次。大伙都等着他说点什么，他放下筷子，说道：“好吃。难为你们了。”孙媳妇们松了一口气。

　　晚饭后，晚辈们都散了，我和蔡叔陪太公到田野里走走。天空深远如昔，田地里依然庄稼繁盛，依然草木清芬，萤火虫依然携着灯笼飞行，虫鸣稀疏，蛙声几不可闻。蔡叔说：“先生，我们回吧！”太公说：“到处都一样，都用化肥农药了，菜都一个味了。”我说：“太公，明天我做给你吃。”太公摆摆手，说：“心领了。食材变了，即使做法不变，味道也找不回来了。”

　　太公要回香港了。那天中午，我们坐在前院说话。前村九十五岁的施老太拄着棍，挎着菜篮子蹒跚路过。她是个孤寡老人，太公忙过去招呼，老太太已经不认识他了，耳朵全聋了。她的篮子里，一把参差不齐的苋菜，一大捧虫洞处处的蚕豆。他凑近老太的耳朵，大声问：“怎么现在还有蚕豆啊？”老太太答非所问：“你都要啊，那就给你吧！”她挪进院子，倒在桌子上，笑眯眯地走了。

　　太公剥开蚕豆，手颤抖起来，我要帮他剥，蔡叔说：“给他自己剥吧。”太公一粒粒地剥着，很快剥好了，他要蔡叔找来针线，一粒粒地穿起来，打个结，成了念珠一般的一个圈。

　　我烧开了水，蚕豆串扔进去，煮一会儿捞起来递给他，他坐在围椅里，一粒粒扯着吃。吃着吃着就流泪了，他伏在桌子上，叫了一声“姆妈”——我和蔡叔都听见了。

　　（大浪淘沙摘自《羊城晚报》 2017年7月27日 图/麦小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