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我作为高级维修技师去了布尼亚，那里没有网络、没有能听得懂的电台和电视，就只能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生活。

　　当地人吃的食物大多是水煮或者油炸的薯类、肉类，米面也有，但大多都做得极为难吃。

　　布鲁诺找来了一只二手电饭煲给我，这才解决了饮食这个大难题。黑人朋友也不知道从哪儿听的“中国人什么都吃”，经常把抓到的蝙蝠等野味拿来给我吃，搞得我很尴尬。当然，如果有野兔之类相对正常的野味，我通常都会给他们十几元人民币作为酬劳，算是打打牙祭。

　　遇到平仔的那天，我躺在驻地平房的屋顶上看日落，布鲁诺兴奋地找到我，说：“陈，下来，有礼物。”

　　待我到了院子，当地工人正围着一只猩猩说笑，它看上去只有两三个月大，也就不到半米高，非常虚弱，正趴在院内一棵倒下的树干上一动不动。圆圆的黑眼睛睁得很大，打量着周围的人群。

　　“吃不吃？便宜卖给你。”捡它回来的工人对我说。

　　我赶忙摆了摆手。

　　工人叹了口气，抓住它的脚踝倒提着，就要往旁边树林里走。我问布鲁诺：“他要把它放了吗？”

　　布鲁诺笑了笑，露出一口歪歪扭扭的白牙：“不，他要把它扔掉，这个猩猩不会自己找吃的，被扔掉以后，很快会死的。”

　　我大概是动了恻隐之心，伸手拦住了提着它的工人。最终，我用三百元人民币买下了它，起名叫平仔。平仔最初非常虚弱，只能用勺子喂面糊吃。

　　我带它打了疫苗，又买了奶粉、尿不湿等婴儿用品。那时候，设备维修的活儿不多，我有时间照顾平仔，把它当成人类的宝宝一样喂养。过了两个月，平仔的身体就一点点好了起来。它一天天长大，不仅体力越来越充沛，智力也越来越高。

　　它完全懂得自己叫“平仔”，只要我叫它，无论在院子哪个角落，都会立马过来坐在我面前。平仔非常喜欢“干净”。它会定期洗澡、洗脸，还总是做得有模有样。平仔一岁半时，就开始跟我一起出任务了。它对我大大的工具箱最好奇，扳手、钳子、会发光的测电笔都成了它的玩具。

　　每一次我驱车从布尼亚市区赶往项目地时，平仔都是我路途上解闷的伙伴。维修机械时，最初它喜欢静静地坐在我脚边观察，后来看的次数多了，甚至学会了给我递工具。平仔能与我在工作中“配合”，使得当地工人也不再把它当原始动物看待。

　　渐渐地，大家也都习惯了平仔的存在，平仔能和工人们打成一片，甚至枕着他们的胳膊安心睡个午觉。在布尼亚的时光，艰苦、寂寞、缓慢而悠长，却又无拘无束、充满未知。

　　外派工程师每年都有探亲假，整整一个月，在我离开的日子，就拜托布鲁诺照顾它。回国后，只能发短信询问布鲁诺它的情况。

　　基本上，布鲁诺的回复就是：“它很好，只是吃得少，不怎么开心，像想要你快点回来。”

　　后来，经历了几次短暂的分别后，平仔明白我还会回来，也就不再捣乱了。只是每次我离开的时候，它会坐在屋顶默默目送我离开，每次回来的时候，它就会开心地跳到我身上，用头顶蹭我的脸颊，我知道这是它在用猩猩的方式说：“欢迎回家。”

　　从衣食起居到工作娱乐，我们朝夕相处，工友们也都笑说，平仔就是“陈”的儿子，而且，平仔也没有让我失望。

　　某天，我们驱车前往项目现场，雨天路滑，车子抛锚撞到了路旁的树干上，破皮卡的车头当即凹陷，卡到了树干里动弹不得，驾驶座的门也严重变了形。

　　平仔反应灵敏，从窗口闪电般滑了出去，并没有受伤。可我左脚却卡在了油门和刹车之间，无法脱身，手机也没有信号。

　　平仔急得在我身边跳来跳去、抓耳挠腮。我掏出手机，指了指其中和布鲁诺以及其他工友的合影，然后指着我们来时的路，做了个“拜拜”的动作。

　　平仔像是瞬间明白过来，这是我要它回去找人来，它立马跳到一旁的树干上，准备回驻地。但还是一步三回头地望着我，直到树林间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再也看不到对方。

　　在车上等待的那段时间异常煎熬，这里离驻地有十几公里了，我不知道平仔能否安全找到驻地，它几乎没有独自在森林中穿行过，任何其他物种的攻击，对它来说都是致命的威胁。即使回去了，又能否用它的语言说服工友出来寻我呢？

　　没想到，只过了半小时，布鲁诺和其他工友就在平仔的带领下，骑着摩托车顺利找到了我。

　　事后他对我说，平仔特别聪明，它在地上画了个圆比作我的脸，还画出了我的眼镜，因为工地上只有我一人在维修时会戴眼镜。平仔甚至拿了我的一顆纽扣递给布鲁诺，纽扣是中国公司制服上特有的，有汉字，所以布鲁诺一下就明白了，平仔是要带他去找我。这件事发生后，我对平仔的感激和爱疯长起来。

　　但我也意识到，今年已是我派驻的第三年，归期就要到了。

　　我并不能把平仔带回去，国内无法让它入境。离别前夕，它十分敏感，仿佛已经知道我这次要走得很远。

　　走的那天，布尼亚天气晴朗，我要上车时，平仔用了最大的力气，抱着我的腿不肯松手，我狠下心来，跟它道别。布鲁诺把它从我身上剥离的时候，平仔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叫声，大大的黑眼睛也一直在流泪。

　　终于，车子距离我生活了几年的营地渐行渐远，飞扬起来的尘土，淹没了后视镜里的影像，平仔的哭声慢慢变小，最终我耳边剩下的，只有车轮滚滚的声音。

　　这一幕，在我落地中国后，时常在我梦里出现。

　　回国后，我买了房，按计划跟女友结婚。繁忙的生活稍稍治愈了一些我对平仔的挂念。

　　我很快搬进了新家，只是站在阳台的时候，依稀记得我曾经有过打算，把新家里的一间小屋，留给平仔。

　　在回国后的第三个月，布鲁诺给我发来了平仔的死讯。

　　自从我们分别后，平仔就不怎么吃东西了，常常一个人坐在屋顶发呆，后来甚至独自走了几十公里的路，去项目现场找过我。在返回驻地的途中，估计被其他同类攻击过，受了伤。

　　布鲁诺虽然找了兽医，但最终平仔还是在郁郁寡欢中死去了。布鲁诺对我说，平仔死前，抱着我穿过的那件旧工装，怎么都不肯放手。

　　我时常回想在布尼亚的这几年，一人，一只猩猩，或者玩乐，或者它枕着我的手臂呼呼大睡的时刻，想起它的嬉笑、伤心、懵懂的各种小表情，无比怀念和痛心。

　　很快，我和女友结婚了，过起一个“正常男人”该有的日子，但我却再也不敢去动物园，不愿意重返非洲，不愿意观看、阅读人和动物题材的电影、书籍，甚至不愿意再喝平仔喜欢的那个牌子的啤酒。

　　因为每当无意中经历这样的时刻，我都会像个孩子一般流泪。

　　平仔是我此生中，最特别的回忆，我常常想为什么人与动物能建立如此深厚的感情，大概是因为它们总能做到其他人类无法互相给予的事情。

　　比如，它对我，从不指责，从不怀疑，却永远相信，永远追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