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达的蓝房子
作者：王瑞芸 摘自：《文汇报》2019年12月14日
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罗在世界各地几乎都叫人感到“脸熟”——那个头戴花冠、双眉几乎连成一线的形象，辨识度特别高。她去世后，与她相关的电影拍了不止一部，使她由画家变身为公众人物。除了画风独特，她的身世也相当“有戏”，充满了血与肉的搏斗、灵与情的纠缠，既悲怆又浪漫。
弗里达家境优越，父亲是从欧洲移民过去的犹太人，凭借一手高超的摄影技术，在墨西哥过着殷实的生活。弗里达儿时就活泼灵动，生命力很强，父亲特别喜欢她，送她去墨西哥最好的学校学习。若用“锦衣玉食”一词来形容弗里达青少年时的生活也不过分。只是命运却在她18歲的花季给了她致命一击：遭遇车祸，脊椎折成三段，颈椎碎裂，一只脚被压碎，一根金属扶手穿进她的腹部……整整一个月，她浑身打满石膏，躺在一个棺材一样的盒子里，没有人相信她会活下来，然而，她居然活下来了。只是在47年的人生岁月中，她至少经历了32次手术，被截去了一条腿，还曾一整年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但就靠那样一副残破的身体，她把自己活成了一位有声有色的艺术家，在艺术史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2019年7月，我去了一趟墨西哥城，参观了弗里达的蓝房子——那里已经成为墨西哥城内一个著名的景点，参观券远比墨西哥国家美术馆的门票难买得多。其实，一踏上墨西哥国土，随处可见弗里达，店铺的招牌上有她，拎包上有她，T恤上也有她，她完全成了墨西哥的文化符号。
这让人多少有些纳闷儿，若仅是因为她的画好，应该撑不出这个场面。她的丈夫里维拉是墨西哥最著名的画家，画得极好，在艺术史上的地位更高，但他的名字就未能像她的那样，闪耀在民间生活的每个褶皱中。她怎么就能获得这样的地位？这难道不让人好奇吗？弗里达·卡罗正在画《戴荆棘项链和蜂鸟的自画像》
我带着好奇去了蓝房子。进门便是一个庭院，面积不小，高大的树、美丽的花，水流池塘，鸟语花香。房间沿庭院四周分布，一层的屋子和二层的屋子错落间隔，估计不是同一时期盖的，但总体非常协调，不失现代感。尤其是所有房子和院墙都被漆成蓝色，这个仿佛直接从宇宙腹地散发出来的颜色，对人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
说明牌上写道，这不仅是弗里达从小长大的家，也是她婚后的家。其中的一栋两层楼房，就是弗里达和里维拉结婚后建的。楼下的房间现在做了陈列室，楼上的卧室、画室保持原样。
他们夫妻的卧室是分开的。两个卧室都不大，弗里达的卧室尤其小，床都是单人床，但她在这一层有两个卧室，一个在画室旁边，一个靠着书房，可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方便她的需要。她的工作间占据了二楼的主要空间，朝着庭院的一面都是玻璃窗，明亮悦目。房内当然是工作台、画架，然而，画架前放着一把轮椅。这位女画家平常是坐在轮椅上画画的。
身体受限的她能画什么呢？如她自己所说：“因为我经常孤独一人，所以我作自画像;因为我最了解我本人，所以我作自画像。”她一生给我们留下了50多张自画像。第一张自画像作于19岁，她穿着红色的天鹅绒裙子，显得明艳娇媚。后来她的自画像越画越严肃甚至严酷了，因为生命对她也越来越严酷：一是肉体上的疼痛从不放过她，二是她22岁时嫁给有名的墨西哥画家里维拉，那个多情的丈夫常常跟别的女性有染，在心灵上不停地折磨她。《自画像》《生命之花》弗里达的蓝房子已成为墨西哥的一个文化符号
因为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她笔下的自画像总是神色严峻，即使盛装出现，也会添加上流血的伤口，或各种隐喻——比如荆棘项链、扎满皮肤的铁钉、袒露的心脏，乃至蹲在她肩头的黑毛野兽和躺在她身边的白色骨架……她的坦白直率在艺术史上没有人能做到，以至于毕加索看见她的画也感叹：我都画不出你这么好的自画像。
在蓝房子最里面的一间平房内，还有一个弗里达的服装首饰展。走进去看见她生前穿戴的各式裙子、披风、项链、手镯，还有一条穿着红色雕花小皮靴的假肢，不禁让人感受到她生命的璀璨——这个墨西哥女子多爱美啊！
她一向是盛装的——她留下的照片充分展示了这一点;她的众多自画像也是如此，哪怕有伤口或者血淋淋心脏的画面，她也让自己华服美冠，明艳而冷静，绝少披头散发、呼天抢地……让她对生命中的痛苦皱眉哭泣，想都别想。即使她必须一直穿着由皮革、石膏和钢丝做成的支撑脊椎的胸衣才竖立起来，而身体终日处于疼痛之中，她也不肯叫自己软绵绵地横着、摊着，宽袍大袖地拖沓着。她从来都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身着五色的墨西哥民间服饰，头戴花冠，站在人前必定是亭亭玉立、风姿绰约、光彩照人的。
我好像有点明白弗里达成为墨西哥文化符号的原因了。想想看，她对于装扮的讲究，蕴含着别的爱美女子绝不会有的两层含义：一是，对主流文明的抗争;二是，对生命的抗争。
第一点理由是，展出的弗里达的服装全是墨西哥风格的衣裙，即那種被称为“特万那”的服装——在深色或黑色的底料上绣出灿烂艳丽的大花朵，美得轰轰烈烈;或是明丽抽象图案的短上衣配长裙，头戴花冠。但这样的美带着“土气”，在20世纪早期上层社交圈里分明是扎眼的“异类”。甚至在墨西哥城本地，顽童见了她都会从后面跑上来问：“咦，马戏团啥时候来城里了？你们什么时候演出啊？”
其实说起来，弗里达身上拥有西方血统，她的父亲是匈牙利移民，母亲是西班牙人与美国印第安人的后裔，算半个西方人。她的丈夫里维拉跟西方艺术界的大腕们混得风生水起，他们夫妇交往的西方朋友比墨西哥本地的更多。然而这都挡不住弗里达我行我素，用装束来宣示自己的文化立场——热爱墨西哥。
第二点是对生命的抗争。弗里达这样概括自己的人生：“我一生经历了两次意外的致命打击，一次是遭遇车祸，一次就是遇到里维拉。”撞车的后果是她的肉体从此生活在刀尖上——每日的肉体疼痛;而遇到不断出轨的丈夫，则是把她的精神也放在了刀尖上。
说到她与里维拉的关系，起先她只是跟他学习绘画，之后发展为爱情。里维拉是真心喜爱这个有个性的女孩子，殊不知，他的爱情是加了砒霜的蜜。他战胜不了自己喜好女色的天性，即使爱自己的妻子，也不能停止不断地出轨。伤害弗里达最深的一次，是他居然和弗里达的妹妹有染了，弗里达受伤至深，选择离婚。但离婚后二人都非常痛苦，谁都离不开谁，于是复婚。
这就是说，她愿意接受现实，让生命在那两个刀尖上舞蹈：在肉体上，她让一个破碎的身体依然婀娜多姿、明艳漂亮;在精神上，她把自己的痛苦变成艺术的养分和题材，在从来都是由男性的画笔来表达女性的艺术史中，她成了第一个由女性来表达女性自己的画家。在精神上，她的对策是：“也许人们以为我和里维拉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会发出‘我多么痛苦’的哭泣和呻吟，可是，我不觉得让痛苦流淌过去的堤岸会有痛苦。”她跟朋友们在一起时快乐而有趣，美丽而风流，从不在人前诉说痛苦，喜欢她的朋友们也许没有看到，她已经在内心悄悄让自己上升为盛放痛苦的“堤岸”了。让该来的来吧，在该走时就走吧，她对死这样写道：“离去是幸，永不再来。”
在绘画技术上，弗里达不一定超过她的丈夫，可是她的生命强度绝对不是里维拉和世界艺术史上许许多多有名的画家能企及的。她像墨西哥境内随处可见的仙人掌，再难，也能活下去，而且总是碧绿饱满地站立在地面上，不露一点可怜之相，充满生机地覆盖了墨西哥那些缺水的土地。
（衡山摘自《文汇报》2019年12月14日，本刊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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