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校园性侵害的男生：说出来也是一种疗愈

记者｜董冀宁

一封公开信

沉寂了四年的“北湖高一9班”QQ群重新活跃起来，是从几个男生互相艾特开始的。班上的女生奈奈记得，4月23日，先是一位同学把学校贴吧里一封《北湖校区梁刚老师性骚扰学生》公开信的截图丢进群里，艾特了一位男生说：“这是不是当年你跟我们说的事，真有这事啊？”被艾特的男生没接腔，而是艾特了另一名男生，“你当时不是也喊遭了的嘛。”象征未读消息的红色数字越跳越多，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讨论。

这封抄送成都某中学校长、成都市教育局及四川省教育厅领导的公开信在贴吧上已经发出了将近两个月。信里写道：“本人系北湖校区2013届5班毕业生，毕业后于江苏就读本科，期间曾在2016年春天与到苏州参会的梁老师见面。在梁老师的盛情邀请下，我当晚留在酒店和他叙旧……谁知半夜在我熟睡之后，他的双手摸进我的被窝，欲行不轨之事……”

《熔炉》剧照

写信的人是杨树。梁刚曾是他就读高中时的班主任和化学老师。作为一个在教育杂志《班主任之友》上常年开设专栏的“专家型班主任”，梁刚每年有大量到全国各地演讲、开会的机会。因此，2016年春天，在江苏一所大学读书的杨树收到梁刚邀约见面的微信时，完全没有任何防备。他记得，两个人去吃了一些夜宵，然后梁刚说天太晚了，就别回学校了，正好晚上可以聊一聊。杨树欣然同意。在梁刚的提议下，两个人还把标间的两张床拼成了一张大床，因为梁刚说这样更方便聊天。

和之前的每次见面一样，那晚两个人除了聊一聊日常外，没有什么深入的交流。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直到后半夜，半睡半醒的杨树忽然惊醒，发现梁刚在用手玩弄他的私密部位，巨大的屈辱感忽然涌向心头，他并不知道这算什么，只是下意识地认为自己受到了侵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后半夜，他用被子把自己严严实实地裹起来，挨到早晨六点，逃也似地跑出了宾馆。这中间，梁刚没做过任何解释。

事情刚发生时，杨树的情绪一度崩溃了，“随时都有生理上的那种恶心。”他好几天吃不下东西，不想见任何人，寝室里平日无话不谈的舍友问他怎么了，他只是说身体不太舒服。他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做什么：我能追究他的责任吗？又没有保留下任何确实的证据，况且，只是“触碰隐私部位”，本来也没有任何证据。又或者，我可以做得更好吗，为什么没有更直接地拒绝？我应该记住，还是尝试忘记？复杂的情绪困扰着他。

《神秘肌肤》剧照

最终，促使他在三年后发出公开信的原因是，去年圣诞节，他和高中一位同学聊天中偶然得知，班上至少有三位男生都成为了梁刚性骚扰的受害者。去年11月，他给学校和教育局写下了那封公开信，今年3月，又把信发到了学校贴吧。信里展示了他的愤怒——他觉得高中学校在招聘教师之前应该查明其背景，有保护学生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在那段时间他得知，梁刚在只教过他们一年高三化学的情况下，就对他们班上至少三位男生有过性骚扰，他不想有更多人受害了。公开信发出后，杨树不断收到其它受过梁刚伤害同学的回复。这其中，有的人的身体遭遇了更深程度的伤害，还有的被骚扰时间从高中到大学横跨8年。不仅是成都某中学北湖校区，在梁刚任职过的其他学校，也有类似的受害者出现。他们在公开信的启发下，联合起来注册了“零星之火”的微信号，一共有12位男生在微信上向公众陈述他们的遭遇。说不出口的秘密

郝时枫是“零星之火”中的一员。

乍一看上去，他是个乐天派的男孩儿。将近1米8的身高，身材匀称，语速轻快，一头微蓬的卷发，配着棒球帽和街头风格的宽松衣服。仅仅通过外表，很难联想到他是一个在高中阶段遭遇过性侵的男生。郝时枫说，不仅是他自己，他所在寝室的8名室友，其中7个都先后遭遇过老师梁刚的骚扰，有的是被梁刚以谈心的理由带回自己家过夜，有的是在学校梁刚开设的心理辅导室里，程度也各不相同。

郝时枫是09年到12年在四川宜宾一所省重点中学读的，梁刚当时担任他的班主任。那会儿，梁刚是深受班上学生们拥戴的老师。在传统的应试教育体制内，他表现出了很多不同寻常的特质：开了全校唯一的一门选修课《易经与心理学》，实行班干部轮换制，全班同学轮流担任班长和副班长，除此之外，他们班还有科技部、摄影部、《致远报》等若干个兴趣小组，同学们可以根据兴趣参加……梁刚还给班级取名“致远23”，和班委一起确认了班歌，定制了一身印着ZY的班服。郝时枫印象最深的，是梁刚给班上每个同学做了一个印着自己头像的水晶徽章，形状是半颗心形，寓意班上任意两个人都可以组成完整的一颗心。

《不良教育》剧照

在相对封闭的小城市里，这样特立独行，看起来又见多识广的老师，让郝时枫和同学们产生了一种心理优势：“好像只有我们班可以在应试教育的大潮中搞一搞素质教育。”郝时枫回忆。他当时是班级的纪律委员，也是班上“致远智囊团”中的一员，在很长时间里一直觉得梁刚就是他心目中最希望遇到的那种老师，直到他遭受了两次来自梁刚的侵犯。一次是高二晚自习结束后，梁刚以谈心的理由邀请他去自己家过夜，另一次是高三学业压力比较大时，梁刚以按摩放松的借口，将他带到自己开设的心理咨询室。两次侵犯，一次比一次的程度更强烈，但他当时只是用尽量不算激烈的方式阻止了梁刚的进一步动作。对这些处在青春期的男孩们来说，老师的行为到底意味着什么？自己身体的界限到底在哪里？他们并不清楚，只是隐约地感到遭受了冒犯，却又不知道如何谈论这种感受，以及怎么面对这种感受？郝时枫记得，那时候男生寝室的卧谈偶尔会提到梁刚触碰学生私密部位的话题，但大多数时候都是戏谑的口气。听说谁“遭了咸猪手”，往往其他人就是夹枪带棒一顿半开玩笑地嘲讽。而一些发生在私密场所更加越界的行为，都在卧谈中被每个人有意无意地隐了。那些老师对他们身体实施的真正打破禁忌的行为，似乎产生了一种威慑力，让他们无法说出口——不管是对亲密的同学，还是对自己的父母。

但每个人都把无法言说的阴影留在了心底。自从拒绝梁刚碰触自己的身体后，郝时枫觉得梁刚对他的态度就变了。没过两天，郝时枫因为在早自习吃东西，被梁刚罚在办公室站了一上午。他当天晚上选择了离校出走，去宾馆住了两天两夜，第三天回到镇上的家中时，发现梁刚也来到了他家里。

郝时枫的母亲是镇上的一名中学教师。郝时枫记得，自从参加过一次家长会后，自己的母亲就把梁刚树立成了某种榜样。梁刚所提到的心理学、让学生参与班级建设等教育方式，是母亲的学校里从来没有的新式观念，“她经常夸梁刚年轻有为，对学生是发自心底的关爱。”郝时枫回忆。

母亲当着梁刚的面把郝时枫批评了一顿，大意是说他辜负老师的期望，怎么能在高三这种关键时期做出逃学的事，还要麻烦老师往家里跑一趟。梁刚则表现出一个“好老师“的形象：在一旁安抚母亲的怒气，帮郝时枫辩解说他这么做是因为压力太大。最后离开时，梁刚还抱了抱郝时枫，在郝时枫父母的感谢声中离开了。

郝时枫原本打算把梁刚对他的侵犯告诉父母，但眼看父母对梁刚奉若神明，他忽然觉得说出来也没什么用。可愤怒和无力感交替出现在他的心里。在家那两天，父母问过他几次离校出走的原因，郝时枫一开始表现得非常暴躁，甚至把母亲盛给他的饭打翻，后来他完全丧失了交流的欲望，总是用一句话应对父母的追问：“别问了，我不想说。”“好老师”

奈奈也是梁刚的学生之一。2013年，梁刚“作为地方上的优秀教师”，加盟了成都市一所国家级示范性高中的新校区，奈奈也就读于这所学校。

在她的记忆里，高中时，年轻、有心理学背景而又幽默风趣的梁刚在班上受到衷心爱戴。比如在上课的间隙，会给班上带来一些心理学的小测验——“闭上眼睛，平举双手；想象你的左手抓着一团棉花，右手抓着一坨铁；睁开眼睛，看看你的右手是不是比左手低。”——然后在走廊里，会听到他们班上传来整齐的“噢“的一声长音。课堂上，梁刚提出的问题没人回答时，他会慢条斯理地给大家讲心理学上的二八法则——按照二八法则，你们没人举手的时候，说明其实你们80%的人心里是会的；而有同学举手的时候，我反而要担心他们是那20%。这些小游戏让他和同学们，尤其是男生能“打成一片”。奈奈经常能见到梁刚和班上的男生勾肩搭背在楼道或是哪里聊天。在班上，不止一位女生说梁刚对待班上的男生就像“待亲儿子一样”。男生担任的班干部明显更多，搬书、搬水这种活都交给男生，梁刚会在班上强调，男生要关心和爱护班上的女生。有一年期末的时候，一组男生换得了记分表上最珍贵的礼物——被梁刚带去重庆开会——因为涉及住宾馆，梁刚明确表示只能带男生去，女生没有这个机会，这件事一度还让奈奈她们感到愤愤不平。在女生面前，梁刚始终彬彬有礼。和女生谈话的时候，他一定会在办公室里至少有一位其它老师在场的时候。“他甚至在班上公开讲过，女生来找他谈话一定要有第三方在场，这既是保护他，也是保护女生自己。” 奈奈回忆。

《不良教育》剧照

日常聊天时，梁刚时不时会和同学们讲起自己的经历：通过化学奥赛，他16岁就上了大学，毕业时已经拿了化学、心理学双学位，还自学了计算机编程，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程序员，2年赚了60万，但因为向往教书育人的工作，所以来中学当了一名化学老师。这个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故事，让他成了不少学生心里的榜样。他不仅教授专业知识，还常常跟学生们谈论为人处事的道理。有一次，梁刚因为家里的事情哭着说想辞职，“当时全班都挽留他，陪着他唱歌，哭了很久。

和梁刚同带过一届学生的老师先勇则记得，即使在他们这样一所国家级示范中学里，梁刚仍然显得“很有特点”，“印象里他就是以善于和学生打交道出名的，还拿过全校的德育名师。”出事后，同事们在谴责之余，“也感到十分震惊，为什么性侵这种事，会发生在这样一所以开放自由著称学校的男生们身上。”

奈奈在上大学后一直关注性别平等和性侵害议题，韩国的“N号房”事件和日本女记者伊藤诗织举报上司性侵，她都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文章。但她从未意识到，性侵害会发生在离自己如此近的地方，而且是在同性之间。她最想不通的，作为反抗能力远高于女性的男性，为什么在遇到性侵害时也会沉默，甚至容忍这种事情一再发生。

现在郝时枫回过头来分析，梁刚一直在试探每个学生的底线，明白哪个人可以被侵犯，哪个人不行。“他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像温水煮青蛙。”郝时枫说，“我们舍友的性格都不太一样，他会尝试着先把你带出去，第一次可能就摸摸你，第二次可能就比较深入，触到关键部位。如果第三次他约你你还去，他就知道你对他有一种服从，或者说威严已经慢慢建立了，你不敢拒绝，那么到第三次可能就会更加的严重。”说出来之后

郝时枫去年研究生毕业，留在重庆一所学院教书。当年离校出走的事，逐渐成为父母口中“青春期叛逆的几件标志之一”。每当他们说起这件往事，郝时枫也只是笑笑，不做辩解，直到2020年看到了杨树那封公开信。公开信让郝时枫想起了一些尘封已久的黑暗往事。在实名举报梁刚的前一天，郝时枫找到父母，对他们说：“当年你们不是一直不理解我青春期为什么那么叛逆，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吗？我不想你们从新闻上看到我的名字，我把当年的一切都告诉你们。”

郝时枫把当年发生在梁刚家里和心理咨询室的事情都告诉了父母。他努力想把这件事讲得轻松一点，想让父母相信，自己已经从伤害里走出来了。“我告诉他们，这件事在我身上已经过去了，没对我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可能当年对我心理有一些影响，现在也都过去了。我现在过得也很好，要不是这封公开信，我都已经忘了这段经历了。我就是想和他们站在一起，梁刚应该受到制裁。”郝时枫说。

父母沉默了一会儿，表达了两个意思，“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现在这个社会环境对性侵的评价，你的名字将来和这种事捆绑在一起，你会抬不起头的。”另一个是，“既然你说没有什么影响，那忘了好，在家里我们也不再提了。”虽然说“不再提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郝时枫经常会收到母亲发来《如何走出心理阴影》这样的文章，或者“枫枫，你能走出来真的很不容易，你是最棒的”这类短信。他忽然觉得，自己脱敏了，父母反而可能又陷进去了。但郝时枫觉得还是应该说出来。因为他现在意识到，整件事中受伤害最严重的时候，是那些不愿意说出来的瞬间。而要真正突破这些瞬间，又是多么不容易。他记得当年的一个舍友，从小父母在外打工，不在身边，但他非常自律，是班上非常优秀的学生。梁刚出去参加活动时，常常会把他带上。高三那段时间，经常整个晚自习都被梁刚拉出去“心理辅导”，直到深夜才回寝室。郝时枫猜想他也是受害者之一。这次“零星之火”的活动，郝时枫也找到他，但他拒绝参加。他说：“没啥想说的，该往前看，往前看。”（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