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好静不好动，也不善于交际。这一点像母亲，她非常喜静，可以一整天不出门，一整天没有一点声音。父亲是喜欢交往的，时常带着我去亲戚、朋友、同事那里走动，还经常主办朋友间的聚餐。聚餐一般在我家，由父亲掌勺，他有一手好厨艺。因为是凑份子，母亲和孩子都不能上桌，所以我不喜欢父亲办聚餐的日子。

　　小时候去做客，大人们常常夸我乖。我真是够乖的。我的乖一开始可能源于怕羞，因为怕羞，只好约束自己，后来却更多是因为受大人们夸奖而自我约束了，竭力要保持他们眼中的乖孩子形象。大约还是父亲在新新公司的时候，我才四五岁吧，父亲带我参加一个同事的婚礼。新娘披着婚纱，叔叔阿姨们朝她身上抛五颜六色的纸屑，撒得满地都是。我心里惋惜极了：这么漂亮的纸屑给我玩多好。我很想对他们说，可就是不敢。后来，父亲又带我参加我的一个远房堂兄的婚礼，新郎新娘很喜欢我，把我带进新房，抱到一把椅子上，给我吃糖。有一颗糖滚到角落里去了，我多么想去捡啊，可是，我双脚悬空坐在椅子上，听着新郎新娘的赞美，就是没好意思下地。母亲用她自己的一件红绸棉袄给我改做了一件小棉袄，我不肯穿。有一次，我终于还是穿上了，跟着父亲去大伯父家。我知道一个男孩穿大红色衣服是可羞的，便躲在父亲的背后，于是愈加受到大伯父和堂兄的取笑。

　　我生性还是比较老实的，在跟父亲做客的经历中，有一个很小的事例。那是在他工作的税务局里，他的一个同事也带来了自己的孩子，一个伯伯给我们俩每人一小包白糖，我们俩就躲在职工宿舍的一间空屋里玩起了过家家。结果，我的那一份白糖基本上都转移到他的手中，被他吞进肚里。

　　我的性情似乎更接近女孩子。小时候看连环画（上海人称作小人书），我喜欢的多是《红楼梦》《西厢记》《聊斋》一类关于才子佳人的，不喜欢《三国》《水浒》一类关于英雄好汉的，并且因此被熏陶得柔肠百结。不过，我绝无性别错位的心理，我始终是站在才子的位置上倾心于佳人。父母偶尔带我们去戏院看戏，台上演着才子佳人戏，我就自作多情得不行。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回，在上海大世界的一个剧场，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那位佳人，心中满是不可思议的冲动，想挤到台前去，让她看见我，注意我。有时候，我自以为佳人的眼神与我相遇了，在对我眉目传情，她的唱词都是对我而发，便感到无比甜蜜。散场后，我怅然若失，好几天缓不过来。

　　在家里，我比姐姐受宠得多，也比她心眼多得多，坏得多。她从小非常忠厚，而我却比较自私。有一回，她向我提了一个问题：“如果愿望可以随意被满足，你最想要什么？”我立刻回答：“钱。”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有了钱，我想要什么都可以买到。她的回答是“睡觉”，因为睡着了就可以忘记一切苦恼。我心想：你想睡觉现在就可以睡，用得着作为特别的愿望提出来吗？也许她是从某一本书中读来的，我不得而知，但至少我的回答证明了我当时境界的平庸。

　　还有一件事是我终生难忘的。有一回，我和姐姐都养金鱼，每人两条，分别养在两只小碗里。没过几天，我的金鱼都死了，我再去买两条，又都死了，而她的两条始终活泼。强烈的嫉妒心使我失去理智，干下了可耻的勾当。趁没有人时，我走近她的小碗，心脏怦怦乱跳，我捞起那两条鱼，紧紧握在手心里，估计它们死了，才放回碗中。没想到它们翻了几个筋斗，又游了起来。一不做，二不休，我把它们放进开水里，再放回碗中。姐姐当然做梦也不会想到事情的真相，她发现她的金鱼也死了，只是叹息一声，又出去玩了。现在她肯定早忘记小时候养金鱼这回事了，但我永远记得她的那两条金鱼，一条是红的，一条是黑的。这件事使我领教了嫉妒的可怕力量：它甚至会驱使一个孩子做出疯狂的事。

　　上小学时，我还偷过同学的东西，共有两次。一个男生把一件玩具带到教室里，那是一只上了发条会跳的青蛙。看着他玩，我羨慕极了，我从来不曾有过这样可爱的玩具。我想象如果我有这只青蛙，该多么幸福。这种想象使我激动万分，终于在一天课后，我从那个男生的课桌里偷走了这只青蛙。回家后，我只能藏着偷偷玩，不久就把它玩坏了。另一次是偷书。班上的同学把自己的图书凑起来，放在一个箱子里，办起了一个小图书馆。我从中借了一本书，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喜欢恶作剧的男孩，甚至把苍蝇包在包子里给人吃。我一边看，一边笑个不停。我实在太想拥有这本有趣的书了，还回去后我又把它偷了出来。

　　现在我交代自己童年时的这些“罪行”，并不是要忏悔。我不认为这些“罪行”具有道德含义。我是在分析童年时我的内在状态。作为一个内向的孩子，我的发展存在各种可能性。如果一个孩子足够天真，他做坏事的目的是很单纯的，兴奋点无可救药地聚焦在那件事上，心情当然紧张，但没有罪恶感。

　　我庆幸我偶尔的不轨行为未被发现，否则必然会遭到某种打击和羞辱，给我的成长造成阴影。这就好像一个偶尔犯梦游症的人，他的病醒来可以自愈，可是如果他被叫醒，就会产生严重后果。

　　（江一城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侯家路》一书，喻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