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贵地离席
“安宁缓和医疗”挑战了根深蒂固的、穷尽医疗技术救到最后一秒钟的传统医疗思维。
在此之前，台湾相关医疗条例规定：“医院、诊所遇有危急病人，应立即依其设备予以救治或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不得无故拖延。”救人是医生的天职，“危急病人”不分男女老幼，医院本应救治。但是，如果这位“危急病人”是末期病患或重症老人，所谓“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不得无故拖延”就变得非常吓人：医疗法规定医生必须救治，从来不曾讨论医疗课题、不愿放手让至亲离去的家属也主张必须救治，于是，地狱现身。用来急救的“心肺复苏术”包括：对临终病人或无生命迹象之病人施予气管内插管、体外心脏按压、急救药物注射、心脏电击、心脏人工调频、人工呼吸或其他救治行为。
要不要帮患有肺炎的95岁老爸做“气管切开”手术以答谢他的养育之恩？要不要帮癌症末期腹腔积水的老妈心脏电击以报答她为你洗衣烧饭40年？想象自己即将走到生命尽头，引路天使或阿弥陀佛或是登仙列车就在眼前，天女奏乐，迎宾舞跳起，竟被医生与子女联手掷来的急救追捕令抓回来，承受气管切开或插管、心脏电击的待遇，肋骨断了，皮肤烧灼，鲜血喷洒，又活了一个星期或一个月。而这多出来的时间并不能使一个末期病人回春、复元，徒然造成医疗资源浪费、病人痛苦、家人事后懊恼，意义何在？孝心何在？人性何在？
虽然“安宁缓和医疗”在台湾已推动近20年，正式通过也已12年，然而，一般人在太平无事时不会积极思考“老、病、死”问题，更不会理智地设想自己的病况，跟家人畅谈，预做心理建设与准备——据统计，有一半以上的癌症晚期病人未被告知病情，换言之，这些病人不只未曾与家人谈过死生之事，也没有机会对自己的末期病况处理表达意见。因此，事到临头，家人也就无法理智地抉择，遂在纷乱的心绪下坠入一般人认为“安宁缓和”四个字的非理性隐喻：“安宁，不救，等死，放弃，自生自灭，遗弃，不孝”，以致做出极度非理性但是充分地照顾了自己感受的决定：尽一切力量急救！
黄胜坚医师的《生死谜藏》写道：“台湾省一年死亡人数约15.5万人，但只有七八千名临终病人接受安宁照顾，能‘有尊严地好走’，其余往生者，临终前，多少都历劫过度医疗的有口难言之苦，毫无善终可言。”
做子女的不是不知道“死亡已不可避”，只是过不了“让父母等死”这一关的心理痛苦，更过不了被家族长辈称为“不孝”的终生阴影。如果，医院有急救影片让家属一起观看，或是让家属躺在床上模拟，或许能让他们瞬间清醒，知道叔叔伯伯阿姨舅舅的批评都是无关痛痒的嘴皮之事，但承受“不得好死”痛苦的却是自己的老父老母。孩子生病时，做父母的知道怎么做能让孩子舒服；父母临危，为什么做孩子的不知道怎么做能让父母舒服？关键时刻，是应该替父母做一个好决定，还是优先照顾自己的感受做决定，或是被舆论牵着鼻子，做出他们想要的决定？
《死亡的脸》的作者许尔文·努兰医生提及一位92岁的老奶奶，因摔倒被疗养院送到医院。努兰发现她患有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建议动手术，她拒绝：“活得够长了，年轻人。”他极力说服她做手术，否则等于宣告死亡，老奶奶基于对他的信任答应了。但手术后，当她完全清醒，“用尽每一分钟责备地怒视着我，当她两天后拔管能说话，她开始不浪费任何时间地让我知道，我不如她所愿让她死去，却动了手术，是对她开了一个多么污秽的玩笑。我认为我以具体行动证明我做对了决定，毕竟她存活了下来。但她对此事有异议，且不厌其烦地让我知道，我没告诉她手术后的困难现象等于出卖了她。”老奶奶出院两周后中风，在一天内辞世，作者诚实且诚恳地反省了这件事：“我已经解了谜题，却败在更大的战役——对病人的关怀。”
无怪乎，英国一位老太太在胸前刺青“别急救”，她目睹老伴晚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惨状，用如此极端却明确的方式告诉医护人员她的意愿。
所以，活着的时候，请拨开禁忌之幕，明确地告诉家人，在那危急存亡的时刻，你是希望医生穷尽一切医疗手段对你“急救”，还是预先立下意愿书，接受“安宁缓和医疗”，让缓解痛苦的照顾护送你回归自然的脉动，依随各器官的退休时辰，一盏又一盏地熄灯，带着满怀的温暖合上双眼，生者与逝者两相平安。
植根在一般人内心深处的那株恐惧树，使我们对死亡抱持投射式的非理性态度。我们若要移民去他国，阳台上的盆景，若有邻人需要，应会慷慨地赠送，甚至觉得那花树有人照顾、继续生长是很好的事。我们的灵魂要离开独木舟，去天国或佛国，舟上的木块、螺丝钉若还能用，送给他人修缮他们的独木舟，是善举，有何不好？“器官”若是像珠宝一样可以留给家人“以待不时之需”，那么存放于“器官银行”（如果有的话）做定存，也是可以的——当然，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孙需要用到这珠宝心脏、玛瑙肾脏。既然家人用不上，走时，送给芸芸众生之中的有缘人，不亦乐乎？这种“天作之合”，何等高贵，何等美丽。
战胜死亡最厉害的武器是，把死亡变成无尽的温暖与爱，把死变成生。
预立“安宁缓和医疗”，只要突破第一关“等死”障碍，不难。签署同意器官捐赠，只要突破第二关“全尸情结”，也不难。第三关最难，捐遗体。
我的姑丈承受了四年罕见疾病之苦，75岁那年，生命的最后三个月，他对自己的一生做了总整理也是总检讨，他对妻子说：“我这一生做错过很多事，希望最后做一件对的事。”
“预立选择安宁缓和医疗意愿书”“器官捐赠”及“捐遗体”，他在意识清楚、意愿强烈的状况下由家人见证签署了这三份文件。他说：“人死了，只剩一个空壳，捐出去，让医生做研究，帮助更多人。”说得好像是在捐一件不合身的旧大衣。
他的内心充满坚定的善念，去世前一日，忐忑不安的家人问他后不后悔捐遗体，已不能言语的他犹然奋力摇头。他的幺儿自美国返回，用大手一面温柔地抚着他的额头一面说：“爸，我们都很爱你！”他决定走，黄昏时往生。
由于他的器官衰竭已不能捐赠，经过评估，符合大体捐赠的条件。现在，他的遗身交给医院做药物处理，一年后，将于适当时间成为“大体老师”，让年轻的医学院学生把他的独木舟当作练习簿，划过千刀，只为一心救人。
他替家人上了宝贵的一课，解除了每个人心中“不能入土为安”“千刀万剐”的死亡心锁，呈现庄严的一面，留下不可思议的善念。他示范了一个人在生命的最后如何尊贵地离席，像一名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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