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文艺和生命

作者：宿亮 摘自：《环球》2020年第8期
 
　　疫病来袭，大部分人体会到更大的危机感，一些人开始怀疑、盲从、恐慌，一些人开始渴求温暖、拥抱爱情。还有少数人保持理性并时常自省，更少的人被疫情激发出探索生命奥秘的决心，或者创作出伟大的作品，甚至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角色。

　　在疫病的历史中，许多故事总是惊人地相似。尤其是当人们循着那些文学艺术名作的踪迹探寻时，也许会蓦然发现，我们如何解读瘟疫，就是如何看待生命。深刻的拷问

　　在《疾病的隐喻》中，苏珊·桑塔格把疾病对人心理的影响分成两类：一类是对他者的恐惧，另一类是对道德的拷问。

　　一方面，我们极有可能把疾病看成“他者”，也就是战争中的敌人——“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另一方面，疾病被视为“对邪恶的惩罚”，不少人浓墨重彩地批评流行病中显现出的“道德崩溃”，“看清一生中的种种自欺和人格失败”。

　　面对疫病带给人类的拷问，很多文学作品都尝试给出自己的答案。

　　现在，不少系列文章都冠以“十日谈”的名称，正是借用了薄伽丘那部关于瘟疫的著名小说《十日谈》之名。《十日谈》是短篇故事集，讲故事的人把突如其来的瘟疫看作天谴。在缺少疫苗和抗生素的年代，人们只能逃避。他们在郊外躲避，饮酒、欢宴、讲故事，不问世事，及时行乐。

　　《十日谈》并没有讲太多关于瘟疫的事情，而是讲了一些市井逸事，特别是关于当时上流社会的糜烂和禁欲主义的荒唐。薄伽丘大概是利用瘟疫，借着故事反思社会。

　　在那之后，欧洲拉开了文艺复兴的大幕。那些源自瘟疫时的思考，逐渐形成对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剧烈冲击。黑死病得到控制后，“黑暗的中世纪”也结束了。

　　面对瘟疫，也有人选择与病毒掰腕子。加缪在《鼠疫》中说，与病毒较量没什么了不起，这本来就是应该做的事情。尽管很多人面对病毒慌了神，放弃道德和同理心，麻木不仁，但仍有医生用科学的态度努力工作。

　　“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斗争，绝不能跪下求饶……也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同鼠疫搏斗。这个真理并不值得赞扬，这只是顺理成章的事。”

　　《鼠疫》最打动人的情节，是故事的结尾。瘟疫似乎已经过去了，人们锣鼓喧天地庆祝，内心却忘不了瘟疫时期各种魑魅魍魉般的举动。

　　无论是《十日谈》还是《鼠疫》，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除了对肉体的摧残，疫病还拷问着人性，让人们在回首疫情中的自己时，揭开包裹在人和社会之外的表象，反思自身如何才能变得更友善、更强大。死神的胜利彼得·勃鲁盖尔1561年悲伤的爱

　　在荷兰古城马斯特里赫特，许多段不同年代的城墙被精心保留下来。在马斯河畔，一道黑黢黢的中世纪城门矗立在侧。那道城门的名字叫作“地狱之门”。据说，在黑死病肆虐的时候，这道门建在专门把患者送到城外隔离区的通道上。因为当时的人对瘟疫没有办法，从这道门出去的人，基本只能自生自灭。

　　那时，瘟疫这道“生死门”除了带走生命，还分隔爱情。比如在小说《死于威尼斯》里，文学家托马斯·曼就描写了一段无望的爱恋。

　　故事里，作家阿申巴赫是一位自律而节制的绅士，因为对日复一日的工作感到厌倦，便去威尼斯度假。在那里，他遇到了美少年塔齐奥。少年美如古希腊的雕塑，唤起了作家内心的痴恋。他虽然知道这种感情没有结果，但仍跟随着少年，哪怕无法与少年说一句话。

　　瘟疫笼罩着威尼斯，城里的外国人纷纷离境。阿申巴赫明明知道有风险，却割舍不了心中的情感。他宁愿枯守在那个少年身边，直到最后死于威尼斯的海滩。

　　在这个故事中，重要的并不是感情的对与错，而是理智和感性的冲突。疾病是关于危险的隐喻，在危险的环境里，热烈的感情要怎样才能摆脱理性的束缚，又不被欲念控制以至沉沦？这或许是我们在疫情期间可以反思的问题。

　　作家毛姆在其小说《面纱》中，也讲述了一个有关瘟疫和爱情的故事。虽然明知妻子并不爱自己，但男主人公瓦尔特还是对凯蒂说：“我知道你愚蠢、轻佻、头脑空虚，然而我爱你。”这段表白揭示了这段关系一开始就带着无奈和忧伤，直到他们置身瘟疫之中，一切似乎又发生了变化。

　　叛逆的凯蒂因为恐惧单身，嫁给了细菌学家瓦尔特，并跟随丈夫去了香港。瓦尔特是个缺乏生活情趣，但认真工作的男人。凯蒂厌倦了家庭生活，开始与当地的英国官员幽会。发现妻子出轨后，瓦尔特把妻子带到危险的中国内地霍乱疫区。

　　尽管得不到妻子的青睐，埋头工作的瓦尔特却备受疫区老百姓的爱戴。终于，凯蒂也加入救死扶伤的队伍，并渐渐认识到瓦尔特的好，可瓦尔特染上霍乱去世了。

　　从不曾拥有到一度拥有，再到最终失去，人生原来就像一场梦，而爱情、婚姻就像不真实的彩色面纱，揭开这层面纱，或许才能看到一条通往宁静的路。小说中，瘟疫就像那只揭开面纱的手，把虚假和残忍的一切掀开给人看，把让人猝不及防的死亡带到人们面前，让人们不得不正视自己的感情。直面苦难

　　何止文学？人们用各种艺术形态展现瘟疫。

　　16世纪尼德兰画家彼得·勃鲁盖尔的画作《死神的胜利》，几百年来持续给人带来震撼。在那幅油画里，死神带着骷髅大军席卷人间，就像瘟疫袭来。死神的追随者在高山上敲响丧钟，死神的战马脚下尸横遍野。

　　普通人带着惊恐死去，国王也不能幸免，尽管他在临死前手还指着几桶开了盖的金币和银币，但金钱也无法让死神妥协。富贵人家的欢宴被打断，小丑和美女都惊慌失措，游吟歌手还在颤抖着唱响最后一首歌曲。

　　几百年后，毕加索画出了《格尔尼卡》。虽然他画的并不是瘟疫，但与彼得·勃鲁盖尔画作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疾病从来不会区分贵族与普通人，战争亦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在被炸弹轰炸过的格尔尼卡小城里，抱着死去儿子的妇女向着天空痛苦地呐喊;房子在着火，居民在哭号;战马和公牛在这场无差别的轰炸中，并没有什么不同。

　　战火同样是一场瘟疫。正如畢加索当年在向德国大使讲述《格尔尼卡》的创作时所说：“这不是我画的，这是你们画的。”

　　瘟疫，逼迫人正视;战争，需要人反省;而生命，值得人尊重。如今，科技不断进步，面对流行病，人们总能想出办法，尽量挽救生命。然而，我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流行病是医学家和生物学家的主场，却忘了，普通人更应该认真思考生与死的问题。

　　（清英摘自《环球》202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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