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老师
林先生轻轻地唤着“老婆”，开始讲一些家里的琐事：最近跟女儿的关系缓和了许多，觉得儿子去考消防也很好，并絮絮叨叨地说，我觉得你做了一件天方夜谭的事。
遗体外贴着一张标签——姓名：徐玉娥;年龄：48岁;性别：女。
“徐玉娥”下面还有4个小字——大体老师。1
大体老师，是不说话的老师，是在去世后才能成为的老师。确切地说，指的是“遗体捐献者们”。
这些遗体，真实地向从医者展现了人体的构造，是医学院学生学习生涯中第一次手术的对象。
因此，他们被尊称为“大体老师”。
林先生的太太，徐玉娥，便是一位大体老师。
生前，徐玉娥签署了遗体捐赠协议。去世后，她的遗体便被捐赠给医学院，以供教学使用。
遗体被送到医学院后，会先进行防腐处理，再储存。在这段时间里，林先生经常开车北上探望。
他总爱一遍又一遍地喊她“老婆”。喊这两个字时，声音要比平常温柔许多。
临近解剖课时，林先生被通知去见太太最后一面。
他隔着袋子轻抚她的额头，说：“越想越不舍，常常跟别人讲，思念会随着时间消逝，好像没什么。可是，可是……”他再也讲不下去了，指尖颤抖，泣不成声。
若说死亡是第一次告别，这便是第二次。
要对徐玉娥的遗体进行解剖的医学生，与林先生有过一场对话。林先生带了太太生前的照片给他们看，很多是他拍的，有单人照、全家福。
他兴冲冲地给学生们讲照片上的趣事，又忽然定住，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他只能一边连声说“对不起”，一边急着去抹眼里的泪。
解剖课上，教授带着学生认知人体构造，观察病灶。
遗体生前的肿瘤，曾经经历过的化疗手术，痕迹明显。以无言来授课，以肉身为教材，这是徐玉娥在人世做的最后一件事。
林先生也早签署了遗体捐赠协议——想陪一陪她，走一走她走的路。
这段故事，被记录在影片《那个静默的阳光午后》中，英文名为TheSilentTeacher，翻译过来就是：无语良师。2
2017年，有一部短片，就叫《大体老师》，聚焦的是上海嘉定区一户寻常人家。
老母亲生了重病，她想在死后将遗体捐赠出去。志愿者带来捐贈协议，二儿子却不让签字，说受不了母亲死后，还有人用刀在她身上划，说自己要给母亲买一块好墓地;大儿子认为，尽孝就是听从母亲的意愿;小女儿是医生，从中调和，左右为难。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最后的孝道便是将父母安置好。这种想法根深蒂固。这道坎儿在心上，难迈。
捐赠协会的志愿者带着协议来了几次。这件事，最终是怎么谈妥的，片子里没有明说。答案藏在外孙女懵懵懂懂说的那句话里：“外婆好有勇气。”
这份勇气，这份魄力，最后传递给了子女。
不论子女多大年纪，还是老母亲做了这个家的主心骨，为自己的身体做了最后的处置。
《大体老师》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同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北京大学医学部已故院长马旭，自愿捐赠遗体，为医学教学所用。
“我是老师，死了之后想继续当老师。”这是他的心愿。
2011年，为悼念大体老师，北医解剖楼的告别厅内，特意设立了纪念墙。纪念墙上，按月份摆放着大体老师的纪念盒，供家属哀思祭奠。现今，摆放的纪念盒已超600个。3
武汉姑娘阿念确诊感染新冠肺炎。为照顾重症的外婆，她从方舱医院转到火神山医院。
外婆的状况恶化。急救的那天晚上，阿念就躺在旁边病床上，看着外婆的监护仪。
外婆陷入昏迷，阿念唯一能做的便是盯紧心跳等各项数据，直到监护仪上的心跳变成一条平直的线。
她来不及悲伤，眼下还有件重要的事要做决定。
外婆生前就有捐赠遗体的想法，还曾问到哪里去填遗体捐赠表。当时家人跟她开玩笑说，你的年纪大，器官别人都用不上了。
阿念的妈妈也极力劝阻，觉得若不能给老人送终，是为不孝。
阿念说：“我没想到妈妈会主动提出捐赠遗体。感染传染病的遗体需要在24小时内火化，在苦等急救结果却惊闻噩耗时，她需要在第一时间签下捐赠同意书，可能因为没睡或者内心波澜起伏，那天，握笔的手一直在发抖。”
后来，阿念得知，这是火神山医院第一例主动捐献的遗体。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第一例，才有了第二例、第三例……截至2020年4月5日，火神山医院共有28位遗体捐赠者。
捐赠的遗体被带到病理实验室。研究人员与时间赛跑，更与死神赛跑。
因为有了他们，许多医学猜测得到实证;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第七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4
这些大体老师中，有3岁因病去世的孩童，他的眼角膜捐给了病人，身体捐给了医学院;有高龄的老人，身体的各项机能已老化。不论男女老少、身份职业、年龄几何，他们在人生终途都拥有同一个名字——大体老师。
解剖课上，面对大体老师，在白布掀开前，学生们总要先鞠躬，再宣读誓言：
敬爱的大体老师，我们将用您的身体进行解剖学习。
在您身上划下的每一刀，都是奠定我们未来良好医术的基础，您奉献的大爱，更将孕育我们关爱病人的情操。
我们许下，从今天开始，要以一个恭敬的心情、谦虚的态度，认真向您学习。
一字一句，充满敬重与感激。
无论如何，谢谢你们。
（夏天摘自微信公众号“影探”，本刊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