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莫高窟的年轻人
陆佳瑜为参观者讲解
上山
来莫高窟工作之前，陆佳瑜在一个地质公园当导游，每天站在通往景点的大巴上，“觉得每天都很闲，不会有提升空间”。生活节奏被改变，是在2016年，她看到莫高窟招聘讲解员，考虑到“它背后的东西非常厚实，应该可以获得成长”，便来了莫高窟。
入职是在那一年的4月5日，莫高窟的旅游旺季马上就要来了。陆佳瑜有两个月的培训时间，白天听研究者、讲解员上课，晚上看书、整理自己的解说词，凌晨3点入睡，早晨6点起床复习，然后上洞窟，练习讲解。两个月时间看完8本书，笔记写满两个A4笔记本，陆佳瑜发现：“历史的、文化的、宗教的、美术的……莫高窟的知识根本学不完，感觉自己来对了。”
不过，并非每个人都像陆佳瑜一样主动选择莫高窟，也有人是毕业季找工作，无心插柳地来了。2005年，俞天秀从兰州交通大学毕业，听说敦煌研究院在招人，便投了简历，心里还纳闷：“莫高窟招计算机专业的干吗？”进入数字化研究所那一年，只有办公的电脑配有一根网线。俞天秀耐不住寂寞，只能自娱自乐，去洞窟旁边的水渠里捞鱼，去沙丘上烧烤……
有位老院长评价那些年轻人：“有的人，肚子里憋着一股气，晚上抱着吉他，爬到房顶，对着月亮一声怪叫……”
和俞天秀一個部门的安慧莉2009年入职，这个学工业设计出身的姑娘，此前对莫高窟的全部认知，是8点档电视剧开始前，那个缓缓飘落的“飞天”图标。刚到敦煌时，安慧莉发现整座城市只有一家超市，买了一瓶绿茶，看上去和普通的康师傅绿茶一模一样，但商标处写的是“小二黑”。这个女生有点沮丧，觉得“待两年，肯定是要走的”。
这种想法在刚来莫高窟的年轻人中并不罕见。五湖四海的年轻人离开故乡，在甘肃省省会兰州中转，然后沿着河西走廊抵达敦煌，沿路看着窗外的山越来越秃，心里都猜测自己“肯定待不住”。
壁画临摹师彭文佳，来敦煌是因为对莫高窟艺术的向往。同窗同学大多去了沿海城市，那里有更多的画廊和工作机会。而她想要和外界联系，只能在每周三或者周日，乘班车去25公里外城里的网吧。登录QQ，收到老同学发来的消息：“你们在敦煌是不是要骑骆驼上班啊？”
“1挡挂到5挡”
现在，陆佳瑜的生活渐渐和工作融为一体。以前看《解忧杂货铺》，现在看《敦煌石窟艺术简史》;以前最熟悉的作家是郭敬明公司的，现在变成了赵声良、王惠民，去书店都是直奔专业类的书籍。她不能忍受每次进一个洞窟都讲同样的内容，“觉得是在退步”。
每天，当陆佳瑜带游客在开放洞窟参观时，另一群人正在非开放洞窟“面壁”。四五月天气回暖，利于材料黏结，壁画修复师们对231窟的“治疗”开始了。他们爬上脚手架，用毛笔除尘，用注射剂黏结，隔着一层镜头纸，用修复刀修复壁画……
这支队伍中，“80后”是主力。张瑞瑞是231窟修复师中唯一的“90后”，也是唯一的女生，前几年大学毕业后来到莫高窟工作。她学的是文物保护专业，专业对口，但依然不能立刻接触壁画修复工作。和每个修复师一样，工作的前几年，她的主要任务是帮师父和泥、递材料，以及站在一旁学习、提问。
曾经确信自己一定会很快离开莫高窟的人，在几年、十几年后，掰着手指列举留下来的理由：工作环境单纯，个人成长空间大，职业成就感强。
耐不住寂寞的俞天秀，在前几个月的“动摇期”过后，慢慢发现了莫高窟的魅力。他和同事的任务是在互联网上建模莫高窟，将莫高窟的影像数字化，保存起来。
2008年，“盛世和光——敦煌艺术大展”在北京举办，出自数字化研究所的展品是莫高窟第61窟的壁画影像。40多平方米的《五台山图》，是敦煌莫高窟最大的佛教史迹画，采用鸟瞰式的透视法，把五台山全景记录下来，从山西太原到河北镇州（今正定县）的山川道路，以及旅行、送供、拜佛者，全都出现在画面里。“以前我们的成果都被存到档案里，你拼完只有自己见过，其他人无法得见。那是第一次，整面墙的内容展现在大家面前。看到时确实觉得自豪：哇，这是我做的。”俞天秀说。
到如今，俞天秀已经在莫高窟待了15年。那个跑去城里上网的画师彭文佳则度过了16年，在她看来，莫高窟就像一个乌托邦，不仅有永远汲取不完的艺术养分，还有世外桃源一样的环境。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没有太多诱惑，也没有太多功利的东西，非常纯粹”。
陆佳瑜的同事边磊在莫高窟工作了12年，他记得，有前辈讲自己的经历：刚来的时候爱夸夸其谈，声称要做出一番事业，当时的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在一旁听着，不吭声，最后说了句：“好好吃饭，好好睡觉，10年后再说。”边磊也没想到自己一晃已在莫高窟走完了第一个10年，他说：“1挡挂到5挡，就一直往前跑了。”
已辞世的老一辈守护人，被安葬在莫高窟对面的沙丘上
接力
年轻人也乐于讲起“上上辈、上上上辈莫高人”的故事。在莫高窟对面，是嶙峋的三危山，沿着山脚的戈壁滩一直朝南，在“九层楼”正对着的沙丘上，是一个墓园，安葬在那里的，是来莫高窟的第一批年轻人。
1935年，留学法国的青年画家常书鸿在旧书摊遇到《敦煌石窟图录》，后来回国，四处逃难，8年后去了敦煌。1944年，重庆国立艺专国画系学生段文杰遇到张大千的“敦煌壁画临摹展”，在完成学业一年后来到莫高窟。从1947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到洞窟里“面壁”，欧阳琳、史苇湘、李其琼、窦占奎……
曾经的丝路重镇，在那时已经变成了边陲小城，被沙漠和戈壁包围着，日光炽烈。因为缺水不能洗澡，只能“擦澡”，擦脸、擦身、洗脚，水用完还要留着派其他用场;夜里，为了看守骆驼和羊群，需要派人值班，拿着猎枪防狼;天亮后，用镜子和白纸当反光板，就着反射进洞窟的阳光临摹壁画、修复雕塑……
现在，曾经的青年已经进入暮年，其中一些人已然辞世。20余座墓碑端立在沙丘上，隔着佛塔、戈壁、干枯的河道，和莫高窟对望。
“没有可以永久保存的东西，莫高窟的最终结局是不断毁损。我们这些人毕生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与毁灭抗争，让莫高窟保存得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曾说。
现在，帮助莫高窟对抗时间的接力棒被后辈年轻人拿起来。和前辈们相比，这些年轻人身上少了历史气质，鲜少把“奉献”“一切为了国家”挂在嘴边，更多关注个性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讲解员陆佳瑜说：“这里工作待遇算不上优越，工作环境也不那么舒服，愿意留下来的，大多是热爱莫高窟的。人选择喜欢的职业，职业也在筛选适合它的人。”
（林 冬摘自微信公众号“剥洋葱peop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