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污染的语言
——维克多·克莱普勒《第三帝国的语言》
前一段时间的社交媒体，差不多被“后浪”这个词刷屏：一段以“后浪”为名的演讲，从“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这句略带戏谑的话中，抽离出了“前浪”和“后浪”两个词，代表所谓的“老一代”和“年轻人”。它们连同过去几个月被反复提到的“反转”“洗白”一起，被使用于各种语境之下，进而成为大众口中的流行词。
这种“靠一个词画出重点，却不需要你真的了解这个词在说什么”的表达方式，其实在人类历史上并不鲜见。例如，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就存在一系列内涵与外延均相对固定的“意象”，无须在每次使用时都予以解释，只要直接按需取用即可。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含义逐步简化，最后直接使用”的语言处理方式，开始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泛滥，让我们的语言和思考日渐分离。所谓“语言污染”，或者说“语言腐败”，也就此产生。
被污染的语言，是什么样子的？
最容易被观察到的特征，是语言丰富性的丧失：一些简单化、符号化、便于记忆的，“哪怕第一次见到都能迅速理解”的词语被大量使用，概括的却是一些复杂到并不适用的事物，比如人类社会，或者人的思想。
拿我们都很熟悉的“渣”这个字为例，它无疑是“把人性的幽深过度简单化”的典型。当它被使用在文学作品上时，不论是包法利夫人的渴望，还是安娜·卡列尼娜的绝望，乃至思特里克兰德难以抑制的艺术冲动，人类在两性关系中无限丰富的精神状态，都可以被简化为“渣”和“不渣”两种——这还只是众多类似词语当中的一个。不难想象，如果这样的语言习惯泛滥成灾，我们对人类情感的理解力会变得多么匮乏。
私人领域之外，在公共领域，这种语言丰富性的丧失，同样导致了公共讨论和公共理性的缺失：分析事实，提出观点，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进而寻求更多人的认同，本来是公共讨论的基础步骤。但如今，这样的正常实践却被“带节奏”“屁股歪”和“夹带私货”等词语遮蔽。语言腐败让基于事实、逻辑与理性的公共讨论变得难以进行，却将基于立场、态度和身份的相互攻讦设定为唯一的对话方式。
语言污染的第二重特征，是一些词语的词义变得歪曲或空洞。本来，对任何一门语言来说，词义随着时间变化而改变是再正常不过的。然而，如果这种变化带来的改变，是让我们的认知更加狭隘而不是更加丰富，那么语言的污染，或者说语言的腐败就发生了。
比如“群体免疫”作为一个术语，指的是众多公共卫生政策中较为激进的一种，其背后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相关的权衡考量和一系列复杂的配套措施。然而，在互联网语境下，网民每次使用这个词，都是直接跳过对这个词本身内涵的关注，搬出嘲讽的态度。
也就是说，当一个词本来具有的意义被抽干，转而带有某种明确的情绪或立场，却不指向任何对具体事物的思考时，它作为语言的意义就基本消失了。当这些词主导了我们对公共事务的讨论，那么这种“讨论”便不再有资格被称作讨论，只能被叫作语言的垃圾场。
我们的语言之所以被污染至如此地步，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互联网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让“社交”和“讨论”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我们每个人都被卷入与陌生人的交往当中，却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比如培养与他人的共情心理、学会包容乃至认同他人的不同观点，或是拥有主动校正自我认识的自觉。这样一来，这种交往让我们感觉到的不再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而是“舒适的日常社交环境被打破、被冒犯了”，我们本能地去追求快、准、狠地回应别人，而不会主动反思自己参与的对话是否有助于增进对事物的认识。
从这样的需求出发，每个人都在重复使用并理解的，蕴含特定情绪或立场的流行语——或者一言以蔽之，“梗”——就获得了相对于书面语的优势地位，并开始影响我们的思考。
当代人精神生活普遍的消费化，也是语言腐败的一大原因。
严肃的、富有建设性的精神生活，天然包含对既有认知的挑战，对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的颠覆，或是对我们内在狂热的压抑——它是一种让我们“不爽”的体验。
然而在当代社会，消费作为一种“主义”四处泛滥，精神生活也成为物质消费的某种“影子”，自然很容易受到后者逻辑的支配，以自我满足而非自我反省为最终目的。这样，我们所寻求的，就是对既有认知的加固，对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的娇宠，以及对内在狂热的放縱。在这种精神生活当中，我们自然习惯于使用那些不至于让自己和他人都费力思考，同时又新潮时髦的“新话”：明星、网红是“带货达人”，给自己买东西是“取悦自己”，健身锻炼是“身体管理”，工作学习是“自我优化”，一切都是商品，一切都可以被物化。
最后，圈层亚文化的扩展，是语言污染的直接原因。
对当代互联网语言稍做观察即可发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小众圈层的亚文化。
例如，以符号、表情包和首字母缩写为代表的网络粗口，来源于某位主播的粉丝圈所使用的“抽象话”;而“反黑”“控评”“带节奏”“洗地”等则来源于偶像粉丝圈，等等。它们作为“出圈”的互联网流行词，确实在部分人当中取得了共鸣和“为了好玩”而模仿。
可在好玩和流行之余，这种语言本身的主要功能并不完全是交流，而是作为一种只有自己人才能了解的“梗”，维系圈层内部的认同感，进而加固圈层与外界之间的边界。在圈层内部，这样的语言带有怎样的情绪、立场，都只是小范围的趣味和规则;然而，当它们被大众接受和效仿，甚至成为一种通用的表达习惯之后，这种语言自身意义的肤浅和干瘪，以及它背后隐含的、对交流本身的不屑，就难免让人感到不安。
我们还能做点什么？
也许，比起讨论“如何保卫语言”，更尖锐一点的问法是，语言还需要保卫吗？在这个意义被消解，除了解构就是“吃瓜”的世界，寻求一套体面、精确却复杂的语言体系，还是当代人需要的吗？
这个问题也许很难有明确的答案。但至少我们能够知道的是，语言从来不是单纯的工具，语言污染、语言腐败、语言暴力——不管我们把它叫作什么——本质上，都是在改变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我们说着什么样的话，就代表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从这个角度说，让自己与语言（包括母语）和文字之间，保持一种生机勃勃的、带有温度的联系，就是对自己精神世界的保护。
具体来说，我们也许可以做到这些：
首先，警惕舒适。每当我们发现某些流行用语似乎特别“适用”于谈论某些事情时，就要对其保持一定程度的警惕。无限丰富的现实，需要的是无限丰富的阐释。然而当丰富性被化约为同质性，就需要警惕是否有“场外因素”介入表达过程。只有当我们走出表达上的舒适区，才能够发掘出语言自身更多元、更丰富的可能性，找到表达的正确方式。
其次，学点逻辑。对于一般人而言，那些由符号和公式构建的“形式逻辑”或许并非必要，但在参与公共讨论时，我们最好还是学会区分事实与观点，学会辨别各种常见的逻辑谬误，以便在他人试图用话语游戏遮蔽什么、突出什么、淡化什么的时候，及时地从语言的隐蔽陷阱里走出来。
最后，保持阅读和写作习惯。在一切生产均已高度社会化的当下，只有阅读和写作还顽强地保持着语言的美感。思维从内心流到笔尖的过程，是每个人与语言的一场约会。请让这场约会在隔离干扰性语言的环境中进行，别让它被他人制造的流行和热点打扰。
不论外部环境如何，只要能在我们的“精神世界”这片自留地里，守住语言的丰富性和生命力，便是面对语言污染的入侵时，一点微小却有力的抵抗。
（凡 客摘自微信公众号“NOWNESS现在”，Sol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