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

前天晚上，我一个香港的朋友去世了。他比我大不了几岁，是个事业很成功的摄影师。上次见他不过是一个月前，他端着一杯红酒站在香港一栋建筑的屋顶，那里是一个展览的开幕酒会现场。寒暄过后，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指着远处楼群中露出的一片海湾，告诉他，在白天我看过那片海，是碧绿的，很美。他望了望那一小片被裁剪了的黑漆漆的海面，用他一贯蹩脚的、难以让人明白的国语靠近我的耳朵，好像说一个秘密一样：“那个海港是专门运垃圾的，靠近了很臭。”然后他诡秘地笑了笑，总结了一句：“很多漂亮东西只能远远看，不要深究。”讲完这几句，他似乎突然就感觉疲倦了，长叹一口气，转身走开。酒会上人影绰绰，我们都有些应酬，没来得及告别。可怜如今阴阳两隔，经此一别便再也无法相见了。

我二十岁的时候，有一次和一个中年人打了起来。这人也留长发，号称热爱艺术，带着我和几个年轻朋友到处接些画壁画的单子，常常和我们谈绘画、谈音乐。我心里曾经有些仰慕他，但后来发现他嘴上说的是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特别奸诈，不但克扣酬劳，还离间我和好朋友的关系。那天我把他打倒在地，拿膝盖压在他侧脸上，他满脸通红动弹不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说了那么一句话：“你怎么好意思活到四十岁，你为什么不死？！”那时我不是个伶牙俐齿的人，加上也是热血上头，其实这莫名其妙的话里原来想说的意思是：你每天谈艺术，谈凡·高，谈杰姆·莫瑞森，谈“坏手指”乐队的主唱，谈了那么多在年轻时把生命燃烧殆尽的人，你自己却没有在你最年轻的时候死去，还堕落为一个无耻疲老的男人，尽做些苟且的事情。那时的我特别想燃烧，只想把自己投入某一丛熊熊烈火，狂热地、尽全力地燃烧一次，不怕疼痛，不怕变成灰烬，什么都不怕。我咒骂他的那一刻，断然没想过自己也是要活过四十岁的。

事实上，今天的我还无耻地活着，这真令人羞愧。那个大言不惭的少年，终有一天英雄气短。

写到此处一阵唏嘘，想起我的另一位好友。他是个作曲家，曾经给我拍的那些乌七八糟的广告配音乐，说实话，我很依赖他，那些并不怎么样的小片子，因為有他用音乐润色，其结果总归差强人意。在封闭的录音室里，我常常和他一起通宵工作，有时我们会谈谈理想。我总是指着自己的小短片，笑着说，这些都是混口饭吃，不过为了学得一些技巧;我志不在此，将来一定是要做自己的电影的。他也告诉我他的经历，他在英国读的是比较文学专业，但因为喜欢音乐，辍学重读学位，搞得父母很不高兴，和父母的关系很僵。他离开家乡台湾到大陆谋生也是为了逃避家族的压力，不想继承家族事业，只想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深夜里，两个胖子聊得刀刀见血，坦诚相见。我们约定，以后我的第一部电影一定要由他来配乐。从那天起，我便把他当成了莫逆之交。

十年之后，我终于得到一个拍电影的机会，于是践诺给他打电话。我们都很激动，约定在我高原旅行之后就见面细谈。那时我正要出门，去寒冬的雪域高原见我的几位僧人朋友。几天后在兰州，我正在一个书店买书，突然接到另外一个朋友的电话，说他在平安夜突发心脏病去世了。我当时腿一软就蹲了下来，蜷缩在书店的一个角落里，强忍着没有发出声音，眼泪止不住，几次试图站起来，但双腿怎么也不听使唤。

在大雪弥漫的高原寺庙里，我为他焚香叩首，请群僧为他超度，斋戒三日遥遥为他送行。仪式的最后一天，我买了很多捆松柏枝，在我的藏族好友扎西的引导下，于一个祭坛里烧化。那天漫天大雪，祭坛在寺院偏僻处一个无人的院落里，我把柏树枝点燃，缓缓聚成一个高高的堆，那团火在树枝下闷着，发出噼噼啪啪果实爆裂般的声音。一只鸽子突然从屋檐上飞至，穿过大雪缓缓落在火堆的另一边。扎西挥手赶它，它却不走，只远远站在那里，好像看着我。那是一只很白的鸽子，和雪一样白。

黑烟滚滚升起，把漫天飞雪衬托得更加凄凉，大火却始终没有燃起来，我们不时要绕着祭坛走半个圈，因为随风变换方向的烟雾实在太呛人。透过被烟和火焰所扭曲的空气，我看见那只鸽子一直在火边不远处。后来扎西帮我买回两瓶白酒，教我念了几句经文，让我将酒一口气泼在柏树枝上，那被憋屈着的火突然腾空而起，和高原的风一起呼号着，燃起了几米高的烈焰。我看见那只鸽子忽然间张开洁白的羽翼，穿过黑烟，一下子便飞升起来，抬头再看，弥漫的雪花扑面而来，如同倾泻而下的白色羽毛，那只鸽子早不见了踪影。我突然后悔不该用那两瓶酒助燃，没来得及细细再看它一眼，它一定就是我那亲爱的朋友，这是他的告别。

从那天起，我变得贪生了，开始想要认真地活着，把生命里每分每秒都用得善始善终，因为懂得了自己的幸运。且远远由它慢慢燃着，不再急着火上浇油，任其点着吧，得照亮一日便是一日，存温暖片刻便值了这片刻。一切应作如是观，不必再深究。

（若 子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人间卧底》一书，马明园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