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家理发店位于海边的一个小镇。映入眼帘的是一座过时的西式小屋。没有鲜花的院子里,立着一架被人遗忘的秋千,支架和锁链上都布满了红色的锈迹。店主早在我到达前就站在那里了。他的头发剃得很短,明显有不少白发,却没有染。
我刚在椅子上坐好,他就给我套上白色的罩衣。他问:“路还好找吧?”我點了点头。
我有多久没有去理发店剪过头发了?高中毕业后,我想把发型弄得时髦些,于是不知不觉养成了去美发厅的习惯。
“您想剪成什么样呢?像您这样的年轻人,平时应该很少进理发店吧?您特意选择这家乡下理发店,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啊?对不起,我不该瞎打听的。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就是了。”
“照现在的样子,剪短一些就行。”——这句说惯了的话差点脱口而出。可是闻着那生发水的味道,我改变了主意。来一趟有名的店不容易,于是我鼓起勇气问:“您觉得我适合什么样的发型?”话音刚落,店主的眼角就浮现出笑纹:“当理发师的都盼着听到这句话。可这事还真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我还是会跟您商量。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我一直觉得,男士应该根据自己的工作性质选择相应的发型。平面设计师?啊,我懂了,就是设计书本、杂志之类的,对吧?”
店主小心翼翼地把我的脑袋摸了一遍,他的动作如此轻柔,应该是在检查我的发质和头骨的轮廓。我的发旋长在一个特别奇怪的地方。一摸到它,店主的手就停住了。他会对我说什么呢?我有些紧张。谁知从那薄得仿佛一条皱纹的嘴唇间吐出的话,仅仅是关于新发型的几个选项与提议。不等我开口回答,店主就“咔嚓”一声,动了一下不知何时拿在手上的剪刀。
二
我的眼前是一面硕大的镜子。身后窗外的大海,就这样一览无余地映在镜中。秋日午后水蓝色的天空、深蓝色的大海,两种蓝色各占据半面镜子。
“工作忙吗,自由设计师?您还这么年轻,就已经自立门户了?了不起。哎呀,我都为您高兴。毕竟我自己也做了这么多年,特别有共鸣。
“我们家从我祖父那代开始经营理发店,我算是第三代传人。我家的理发店在当地也算老字号了,其实当时店里有其他理发师,还有徒弟,根本不缺人手。我当时特别不理解,父亲为什么非得让我干这个呢?”
店主把手指搭在我头上,让我把头仰起来。
“年轻人听我说这些一定感觉很无聊吧?像我这样的老头子也只能说说陈年旧事了。不过父亲当年教导我,锻炼口才也是理发师的必修课。可惜,我们家的店在昭和二十年(1945年)的那场大空袭中被毁了。”
店主后退半步,把老花镜推到额头上,开始前后左右地打量我。
“其实,我原来是想当个画家的。上学的时候,我成绩最好的那门课是美术。战争结束后第三年,我父亲搭了个棚屋,重新开起理发店,可我当时根本没有回家帮忙的打算。但是我漏掉了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只有旧制中学的毕业生才有资格报考那所美术学校。”
店主看着我映在镜中的脸说:“我跟着替人画招牌的画师做了一阵子学徒,还画了一些作品给美术展投稿,却一无所获。最后,我还是回家了,求父亲再给我一次机会。于是,我又干起了在理发店扫地的差事。那一年,我十八岁。”
我的头发短了很多,额头的刘海不见了,总是被挡住大半的耳朵也露了出来。镜中的我和平时判若两人。哦,原来我长这样啊……店主把剪刀换成剃刀,反复削着我的发梢。
“二十出头时,我就成了一家店的顶梁柱。父亲去世后,客人明显比原来少了很多。打那以后,我就开始玩儿命练本事。昭和三十年(1955年)以后,店里的生意才慢慢好起来。生意好转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慎太郎头。我成了我们那一带最擅长剪慎太郎头的理发师。我们家应该也是那一带头一家买电视机的。我就是在买电视机那年成家的。老婆是我的远房亲戚,来自秋田,原本是在店里打杂的,文文静静的一个人,勤快得很。”
我紧张地等待店主给我刮胡子,没想到他只剃了发际,就往我身上多套了一层塑料罩衣,说道:“先给您洗头吧。这边请。”冲洗了好久,店主才往我的头上倒了一圈洗发水。与其说是洗头,不如说是按摩头皮。
“理发店的生意,是从昭和四十年初,那群人到日本来访以后开始走下坡路的。一些机灵的理发师开始给客人烫头发,可惜我周围的同行太乐观了。他们觉得玩小乐队的都不是什么正经人,这些人掀起的潮流绝对长久不了。后来,就有了‘嬉皮士和‘疯癫族。留着乞丐发型的年轻人开始频频出现在街头巷尾,传统的理发店一家接一家地倒闭。三十一岁那年,我在理发大赛上拿了个小奖。可这种奖啊,真是一点用都没有。眼看着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差,两个雇员的工资都快开不出来了。但我打定了主意,要是真走到不得不辞退员工那一步,就把店关掉。倒不是因为我特别疼惜员工,而是我们家有三把理发椅,我又是第三代传人,这口气还是要争的。工作不顺心的时候,私生活也会出问题。我这人特别爱喝酒,酒品还不好,一喝醉就控制不住自己。渐渐地,我开始打老婆。一天,我参加完商店协会的联欢旅行后,回家一看——老婆没影了,她的衣服和东西也都不见了。过了一阵子,她寄来了离婚协议书。
“啊,您感到哪里痒吗?”店主用手掌揉搓着我满是泡沫的头两侧,又用蜷曲的手指揉捏我的头顶。冲第三遍,上护发素,然后又是漫长的冲洗。我回到之前的那把理发椅上,他先用毛巾擦我的头发,再拿吹风机吹。
“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位头发长得吓人的男青年。他穿着一件印着佛祖的T恤衫,下身是喇叭牛仔裤,长发及腰。他对我说:‘帮我剪成三七开的短发吧。我生怕他中途改变主意,连忙先给他‘咔嚓一剪刀,然后才问:‘为什么要剪头发啊?他说:‘跟我同居的姑娘怀孕了,我再玩音乐就没法养活她了,所以我要去找一份正经工作。我在给他剪头发时,他在理发椅上掉眼泪。
“经过这件事,我下定决心,要让理发店改头换面。青年走后,我就把自己的慎太郎头剃了。打那时起,我的头就一直是您现在看到的样子。我一咬牙一跺脚,举债装修了店面。我还去学了按摩,从基础学起。当时美容院正好进日本,全国上下加起来没几家。我将洗发水、生发水什么的也全换成了原来不舍得用的高档产品。不过,价格也相应提高了一些。没想到这一搏还真赢了。当然,要是没有他,我家的理发店怕是火不了几天,是他让这家店真正兴旺起来。他是一位大明星。大明星特别满意我给他做的发型。有一次,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透露了我家理发店的店名。报道一出,理发店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简直跟做梦一样。我就是在那时开始采用预约制,不让大家到店里排队了。”
三
我从来没在店里做过按摩,多少有些不自在。毕竟给我按摩的人都一把年纪了,他显然比我更需要按摩。然而,店主就是不停手,一会儿给我按上臂,一会儿又按前臂……连手心都按了。
“您还这么年轻,肌肉关节却很僵硬。肌肉酸痛就是努力工作的证明,多了不起啊。我说到哪儿了?啊……想起来了。从那时候开始,就有很多名人来我家剪头发。于是周围的人开始吹捧我,越是这种时候,就越应该谦虚谨慎,可我把这些话当真了。四十八岁那年,我在银座开了分店。说得好听点,那是我有事业心,可我真正想做的不过是往脸上贴金罢了。我把父亲传下来的总店交给我的得力干将负责,自己则去银座分店坐镇指挥。现在想想,我当时没有看清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啊。先生,您要是有把业务做大的打算,可一定不能大意。公司做得再大,也别把公司守则挂在墙上,挂上‘初心才对。哦,您准备一个人做下去?也许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店主取下毛巾,在我的脸颊上涂抹温热的肥皂水。
“分店开张的第二年,我又娶了老婆。老婆能干得很。她明明比我小一轮,我却总挨她的训。我跟前妻没有生育,五十多岁才有了第一个孩子,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如果人生真的有巅峰和低谷之分,孩子出世的那一刻就是我人生的巅峰。可惜好日子啊,总是不长久。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才更显得珍贵。您看我现在这副样子,应该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没错,在银座开分店并不是明智之举。眼看着分店的生意越来越差,我又开始借酒浇愁。这个老婆和上一个不一样。我没打她,却也不怎么回家了。我明明还爱着她,却在外面找了别的女人,只因为不想听她唠叨。”
开始剃须后,店主顿时安静了许多,也许是因为他正拿着刀吧。
“我刚才还大言不惭地说,我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听过五花八门的故事,仿佛我的格局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提升。可是,我其实一点长进都没有。那时的我,看什么都是隔着镜子的,因为正视现实会很痛苦。到头来,两家店都归了别人。其实,要是咬牙放弃银座的分店,总店应该还可以开下去……可惜,出了点事。实话告诉您吧,我杀过一个人。那是二十六年前的事情了。帮我打理总店的人突然请辞,说要自立门户。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是我的左膀右臂。当时他也四十多岁了,有自己的家,我也料到他总有一天是要走的。我原打算让他用我家的店名开店。听说他要走,我气得火冒三丈。他还要带走一个员工,甚至要求我分一部分顾客给他。这些要求令我气到极点。打烊之后,我们在总店吵了起来。我顺手抄起一旁的发钳,打在他的头上。最要命的是,偏偏那是一把又大又重的老式发钳。起初,他还是清醒的,我叫来救护车,一路上不停地跟他说:‘对不起,对不起……后来,我就被警察带走了。两天后,警察在审讯室里告诉我,他死了。我在服刑期间跟老婆办了离婚手续。她原本不同意离婚,但我的态度非常坚决,好说歹说才劝动了她。我不忍心让她变成杀人犯的老婆,也不忍心让我们的孩子变成杀人犯的孩子。自那以后,我再也没联系过她。”
不知不觉,胡子剃好了,店主又去里屋取新的药水和工具。椅背还没扶起来。
“服刑期间,我成了卫生专员兼理发专员。专业理发师进监狱可不是常有的事,所以我很受重用。”
最后一个环节是脸部按摩。店主的手指拂过我的眼眶,在眼皮、眼梢、眼袋、眼角上画着圈,一遍又一遍。
“我本不打算再当理发师,但出狱后没多久,我便意识到,坐过牢的人真的很难找到工作。于是我开始去养老院给老人理发。后来,我就把东京的房子卖了,买下这栋房子,把它装修成了理发店。我根本不在乎店的地段,只是因为我喜欢看海,就选在了海边。渐渐地,一些本地人听说我是理发师,开始时不时光顾。直到那时,我才在公交车道边立了个灯柱。我为什么这么在意店里的镜子呢?让客人看到美丽的海景,这是借口。这面镜子啊,其实是为我自己装的。理发师的工作几乎都是站在大镜子前完成的。理发师的一举一动,客人都会看在眼里。可这偏偏是我最不能忍受的。于是我想,要是客人能一直看着大海,就不会注意到我的脸了吧。我唯恐哪一天有人指着我说:‘你是杀人犯。”
四
“这家店开张的第三年,那位大明星来了,他说正巧在附近拍电影。我感动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不停地给他鞠躬。因为我知道,他有好几年没拍过电影了。来找我之前,他刚演了一部电视剧的配角。为了那个角色,他把头发留长了一些。他让我‘剪成老样子。我剪得可卖力了。他的头发稀疏了不少,弹性也大不如前,所以我剪得格外仔细。打那以后,他开始频频光顾这家店。在他去世前半个月,他叫我去一趟他住的医院。那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理发。他的语气跟平时一样彬彬有礼。我还记得他最后是这么对我说的:‘谢谢你。多亏了你,我才能有今天。我是个罪孽深重的人,却有人这么感激我。光是這句话,就让我觉得这辈子没白活。
“您的发旋长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嗯,每个人的发旋都不一样。我天天跟头发打交道,差别再细微也能一眼瞧出来。您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特别啰唆的老头子?我也不是天天都这样。我还是头一回跟客人聊这么多呢。有些事啊,还是得跟您说一说,毕竟我也没几年好活了。”
这时,店主突然说道:“您后脑勺那个缝过针的伤口,是小时候摔的吧?”
我不禁望向镜中的他。因为逆光的关系,他的脸变成了一团黑影,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那个伤口,是摔下秋千的时候磕破的吧?那秋千就在河滩的公园里,周围的地上都是石头,能不磕破皮吗。我实在不放心让儿子在那么危险的地方玩,干脆买了架秋千,装在自家的院子里。老婆还笑我太宠孩子呢。
“这栋房子的院子里不是有一架破秋千吗?那是我从东京的家里搬来的,不是原来就有的。”
店主问:“令堂还健在吗?”我回答:“嗯。”店主沉默了。但我大声打破了只有吹风机响声的寂静,说:“我下周要办婚礼了。”然后,我才简明扼要地道明来意。婚期将至,我想在举行婚礼前去理发店好好剪一次头发,而不是像平时那样去美发厅随便弄弄。我只跟他说了这些,绝口不谈母亲是多么不愿意提起他,以至于我只能到处打听,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这家店。店主的脸在逆光中漆黑一片。他开口对我说:“恭喜您了!”我回答:“谢谢!”本想再说点什么,可剩下的话到头来还是咽了回去。店主完成了全套流程,解开罩衣的搭扣。他不肯收钱。我硬是把钱塞给他,怀着合上老相簿的心境,伸手握住门把手。店主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请问……能让我再看一看您的脸吗?不不,我就是怕额发没理好。”
(梅 源摘自南海出版公司《海边理发店》一书,本刊节选,狄 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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