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熙妍

我们住的房子，位于温哥华西边的一个老住宅区。宽阔的街道，古老的街灯，三层楼高的绿树，是百年光阴的累积。

那时，许多新移民区已经开始改建，原来的房子被推平，取而代之的是灰白色水泥墙面、设计新颖的大屋。相比之下，我们那一区还是古色古香的英式房子，这也是我妈对这里一见钟情的原因。

我第一次见到隔壁的老医生，是在上学的路上。和我们家开放式草坪不同，他家外围是高高的树墙。我看到他正在扫落叶，于是笑着和他打招呼，老医生抬起头，端详了我几秒才点点头。

那時我还是高中生，根本搞不清那样的态度是友善还是冷淡。

几天后的某个晚上，我和弟弟一边看电视，一边听我妈唠叨。

“……真可怜。”她絮絮叨叨地说，“我今天听道森太太说，隔壁的老医生差点儿在家门口晕倒，要不是道森太太路过扶了一把，那把老骨头跌一跤还得了？”

“那很幸运啊！”我莫名其妙，“哪里可怜？”

“怎么不可怜？”我妈提高声音，“六七十岁的人，三个子女都不在身边，一个人守着栋大房子，还不可怜？”

“可怜！可怜！”我连忙点头，心想那真是蛮孤单的。

“不过道森太太也是好心没好报，她把老医生扶进家门，看到他一个人住，就劝他把房子卖了，住进养老院，谁知道居然被他轰出去了。”我妈绘声绘色地说。

从那天起，我就留意起隔壁的老医生来。

我常遇见他开门拿报纸，或透过窗户看到他在客厅走动。无论何时，老医生总是衣着整齐，连领带都系得端端正正。这让我放心了很多，毕竟能把自己外表打理好的人，状况应该不算太糟。

就这样过了几周，有一天放学，我妈给我一封邮差送错的信，要我拿给隔壁的老医生，又塞给我一包东西：“顺便把这盒红烧牛肉带过去。”

我按响隔壁门铃，等了好一阵都没人来开门。

就在我一手捧着牛肉，一手搭着窗台，将信夹在腋下，以蹲马步的不雅观姿势大肆窥探邻居家之时，头上响起了一声咳嗽。

我瞬间弹跳起来，手上的食物盒掉在地上，彻底打翻。我抬头一看，原以为不在家的老医生正面无表情地俯视着蹲在窗前狼狈的我。

“对不起……”我吓得结巴，“那个……我妈要我送牛肉来……我以为你不在家……信……”

我突然想起那封信，于是将它双手高高举起：“这是给你的！”

像过了一百年，老医生才缓缓开口：“牛肉也是给我的吗？”望着满地狼藉，老医生大笑起来，“闻起来很香，替我谢谢你妈妈。”

第二天下午，我家的门铃响了，老医生手里捧着一盆三色堇站在门口。

“谢谢你炖的牛肉，”他微笑着对我妈说，“但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那牛肉……”我站在我妈身后，脸色发白，生怕被揭穿。“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老医生对我挤挤眼睛。

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他可以成为我的朋友——任何在你爸妈面前掩护你的人，都可以被称为“生死之交”。

“哎哟！这个老医生还真有礼貌！”关上门，我妈捧着花喜滋滋地说。

从此，老妈做了好菜，总不忘让我给老医生送去一份。而每一次，老医生都会在第二天的下午上门归还洗干净的饭盒，外加盆栽当作小礼物。

一个初秋的午后，我捧着蓝莓芝士蛋糕按响了隔壁的门铃。老医生接过食物不像往常一样跟我道谢，他神色有点儿犹豫，最终鼓起勇气问我是否愿意与他一起喝下午茶。

我点点头回答：“我以为你永远不会问。”

老医生笑了，侧身让我进去。窄窄的门廊像时光隧道，两边的墙上挂满了照片。照片上最吸引我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我想那一定是他的妻子。

“这是你的太太吗？”我放下蛋糕，看着在厨房里准备茶具的老医生。他有点儿紧张，好半天都没找到茶包，大概很久没有人与他喝茶了。

“是的，”他微笑着，神情有点儿害羞，“我们结婚三十年了。”

我一边接过老医生手上的茶盘，一边称赞：“她非常美丽。”

“她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孩，”他对我欠身示意，“她是我一生的荣光。”我听后很感动。

我们喝茶、吃蛋糕，聊着学校与天气。老医生很认真地聆听一个女孩的鸡毛蒜皮，也告诉我他曾是外科医生，已经在这栋房子里住了二十年。

“今天请你喝茶，是因为我一直有件事想告诉你，”老医生有点儿不好意思，“你记不记得第一次和我打招呼的那天？”

我努力回想，终于有了印象：“你是说，你在门口扫落叶那次？”

“对，”他点头，“那天你和我说早安，我没有回应，真是非常没有礼貌的行为。我一直想向你道歉，我太不应该了，对不起。”

“我的态度很糟糕，是因为我误会了你们家的人，”老医生深吸了一口气，“我以为你们像很多移民家庭一样，买了房子就会把原建筑拆掉重建……我在这个区住了很久，眼睁睁地看着这几条街变得越来越让人认不出，心里实在难受。”他的嘴抿成一条线，透露着固执。

“但后来我发现，你们很珍惜那栋老房子，每次我上门，都觉得它变得越来越漂亮。”说到这儿，老医生擦擦鼻子笑了。

我恍然大悟，终于明白他为什么不肯搬去养老院。

表示完歉意，老医生有点儿紧张，他搅拌着杯子里的茶，像个做错事的小学生在等待老师发落。

“这样吧！”我低声说，“如果你答应以后还会请我喝茶，我就原谅你。”

他笑了：“一言为定。”

从此之后，每隔一两周，我都会抽时间去老医生家。有时候送菜，有时候还书。我们会讨论文学作品的好坏，他学识渊博，还能针对我的作文提出意见。

秋天过去，到了初冬，老医生与我建立起奇妙的友情。我们聊了很多，他说两个儿子在东部，小女儿在美国。他太太几年前因癌症去世，子女希望老医生能搬去和他们住，但他执意不肯。

“我的身体还好，一个人生活也没问题，小女孩，你说对不对？”我看着他颤巍巍地在餐厅与厨房间移动，不禁皱起眉头。

“其实，”我犹豫半天终于开口，“你也知道不能永远一个人住在这里。”

他听了这句话，脸上顿时充满惆怅。我有点儿后悔，觉得自己说话太鲁莽。

“你等一等。”他起身离开，回来的时候手上拿了一个东西。

那是一个相框，里面是几行字，印在半透明的纸上。底下衬着印有花瓣的手工绢纸，最上方用酒红色的缎带绑着，和红木色的相框配成一套。

“你知道这首诗吗？”他轻声问我。

我接过相框，这是一首英国诗人李·亨特的小诗：

珍妮吻了我，在我们相见时，

她从座椅上一跃而起;

时间啊，你这个窃贼，专爱收集

那些甜美事物，将这也写进去吧！

你可以说我疲惫，你可以说我伤悲，

就算你說我失去了健康，错过了财富，

说我日益衰老，可是你还得加上

珍妮吻了我。

我点点头：“李·亨特的《珍妮吻了我》。”

“对。”老医生欣慰地笑了，“我的太太就叫珍妮，我们高中时就在一起，是彼此的初恋。那时候家里很穷，我一心想要读医学院，但是交不起学费。

“高中毕业后，珍妮放弃当记者的梦想，清晨送报纸，白天去餐厅打工，拼命工作就是为了替我交学费。我不愿她这么辛苦，但她总说，她这么努力，我更应该坚持。

“有一次，我瞒着她，偷偷去快餐店工作。冬天，我要扛许多袋土豆和冻鸡，手指很快就被冻得不能握笔。珍妮发现后，气得哭了，她是从来不流眼泪的。

“她握着我的手说，你的手将来是要握手术刀的，请你好好珍惜它们。”老医生看着窗外陷入了回忆。

“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很穷，只能租地下室住。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我们一家三口常来这个住宅区散步。我推着婴儿车，珍妮挽着我，一路上聊天，做白日梦，假装我们很有钱，来看这里的房子。”老医生微笑着说。

“我们很喜欢这个区，会认真评论每栋房子的优缺点，如果遇到中介开放房屋让人参观，就像中了头彩一样，开心地进去看每一个房间，煞有介事地讨论每间房做什么用。”

我有点儿纳闷：“为什么你们对这一区情有独钟？”

老医生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因为初次约会时，我请她吃晚饭，花光了所有的钱，最后只能走路送她回家。途中经过这个住宅区，我舍不得和她分开，于是就在这里绕来绕去……最后珍妮说，如果我愿意现在往对的方向走，她就送我一个礼物。”

“什么礼物？”

“她亲了我的脸颊。”老医生仿佛变回当年那个羞涩的高中生。

“第二次约会时，我抄下这首诗送给她。而她第一次吻我的那个路口，就在四十七街。”

我们就住在四十七街街口。

“搬进来那天，珍妮打开行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个相框摆在最显眼的地方。这间房子虽然小，我们却在这里度过几十年的好时光，二儿子与小女儿都是在这里出生的。珍妮深爱着这个家，每个角落都有她精心布置的痕迹。”

我环顾四周，细细地抚摩女主人喜欢的白色细麻桌布。厨房的门框上，三个孩子身高的刻痕还那么清晰。

老医生沉默了，我心里有点儿感伤，又觉得温暖。

圣诞节快到了，老医生的儿女要回家陪他过节，这让他非常高兴。我和弟弟在参加学校的圣诞义卖时，顺便替他扛回一棵漂亮的圣诞树。

我帮他从储藏室中搬出挂饰，一点点地装点圣诞树。老医生负责底部的饰品，我踩着凳子打扮高处的树枝。

老医生回忆起许多年前的圣诞节。三个孩子还是相信圣诞老人真实存在的可爱年纪，珍妮与他特意早起，把圣诞礼物放在树下。清晨的房子特别安静，夫妻俩打开收音机，在冬日的晨曦中翩翩起舞。穿着睡衣的三个孩子在楼梯上偷窥已久，终于忍不住起哄，奔向父母……

“真是一段好时光。”老医生微笑着，眼角泪光闪烁。

“小女孩，”大约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老医生低下头，努力为眼前的树枝挂上彩色的小饰品，“你有没有真正爱过一个人？”

我有点儿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应该……没有吧？”

“答应我，你一定要坚持，直到遇见一个肯为你拼命努力的人，再把自己交给他。”

我看见他用颤抖的手指频频擦拭眼角。

几天后，老医生的儿孙相继抵达。一天晚上，我参加完派对回家，一阵笑声传来，我探头往隔壁一看，原来老医生还没睡，他的孙女正坐在他的膝上，听他读睡前故事。我轻轻地敲了一下窗户，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说：“圣诞快乐。”

新年过后没多久，老医生的身体就出了状况。他的记忆力开始变差，有几次出门忘记带钥匙，不得不到我们家来求救。刚开始我还不以为意，直到后来，有一次我和他刚吃完点心，他就问我怎么没带吃的来。我手足无措，心里一阵悲哀，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阿尔茨海默病。

老医生的儿女闻讯赶来，想把他接走。他的状况时好时坏，他却坚持不肯离开那栋房子。他拄着拐杖，气呼呼地来按我们家的门铃，拉着我去和他的儿女理论。

我站在一群陌生人中，既尴尬又为难，嗫嚅着不知如何开口，脑海中浮现的，是老医生与我相处的画面：我们一起喝茶吃点心，讨论书籍与音乐;他坚持不让我扫落叶，因为那是“男人的工作”;冬天的清晨，我和我弟偷偷地爬起来帮他铲雪;我失恋时，他挥舞着拐杖，要去把那个“不知感恩的蠢男孩”暴打一顿;还有，每次说到他太太，他脸上都闪耀着光辉。

我想起最初他对站在我妈身后的我，调皮地挤眼睛的情景。现在该我掩护他了，我们可是“生死之交”。

我艰难地开口：“能不能请一个看护？”

他的孩子正要出声反驳，刚才气势汹汹的老医生突然瞪着我，脸上充满疑惑。

“你是谁？”

我先是震惊，然后转过头，哭了。我知道，我们坐在窗边喝茶的美好时光，从此一去不回。

很快，隔壁的房子挂出待售的招牌，老医生的儿女忙进忙出，把许多用不到的东西搬走。

我想以后我们很难再见，不过好在他已经不认得我，或许就不会太难过。

老医生离开的那天，我妈坐在我的床边，温柔地推醒我。她眼睛红红的，对我说：“时间到了。”

那是一个春末的早晨，阳光很好，微风伴随着花香，并不适合道别。

我傻傻地站在路边，看着他们扶着老医生走出来。老医生还是西装笔挺，一如初次相见的那天。

他的大儿子对我点点头：“爸爸一直不愿意走，说在等一个人。虽然他不知道等的是谁，但我想他在等你。”

我一阵心酸，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我妈站在家门口，不停抹去脸上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