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智商到身体素质、运动能力、考试能力、领导力等等，一般情况下，父母的成就越高，他们孩子的成就也会比常人更高，但离他们父母的成就却很远。

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是第一位研究这一现象的科学家。他测量了205对夫妻和他们的928个成年子女的身高后，发现：第一，所有子女的平均身高和所有父母的平均身高差不多，大概是68英寸左右，即约1.72米;第二，从平均数值来说，高个子父母的孩子更高，矮个子父母的孩子更矮;第三，子女高或矮的程度比父母高或矮的程度更低。

高尔顿甚至计算出这个系数为2/3。比如，中国男性的平均身高是1.70米，女性是1.58米，二者比值约1.08。如果夫妻俩比较高，身高分别是1.86米和1.70米，按照高尔顿的算法，你们的平均身高是（1.86+1.70×1.08）/2=1.85，高出中国男性身高平均值0.15米。但是，你们的孩子不会也高这么多，他们只会高出0.15×2/3=0.10，也就是儿子的期望身高为1.80米，女儿的期望身高为1.80/1.08=1.67米。

人类乃至整个生物界都存在这种均值回归现象。为什么呢？

第一，身高连续分布的性状，是受很多基因控制的。从概率上讲，大部分组合都会导致一个中等的结果，只有少数罕见的组合才能出现极端的结果，并且大多涉及隐性基因。如果父母分别都是一种罕见情况，他们的基因重新组合后，结果还如此罕见的概率就没有那么大了。

第二，智力不能被称为性状，这不仅因为它受后天的影响很大（我们在这里就暂时只讨论它的先天成分），而且因为智力的表现有很多种。比如最著名的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认为人有语文、数理逻辑、空间、肢体动觉、音乐、人际、内省、自然八大智能，因此我们说一对夫妻智力高，高的不一定是同一种智力，因此不一定就能生出同类型智力也高的孩子来。

第三，就算夫妻俩是一模一样的学霸，而且基因重新组合之后，孩子同样复制了你们的学霸基因，也不能保证他的成绩跟你们当年的一样好，因为生长环境不同了。

基因的表达受环境影响，孩子在一个更富足、电子刺激更多、人际刺激更少的环境下长大，考试能力很可能不一样。说到底，本来就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来衡量谁的基因更好，唯一能衡量的是你的基因和环境的契合程度。几十年前让你成功的基因，不见得在当下的环境里，对你孩子的成功促进作用还有那么大。

理解这一切的关键就在于概率。一对普通夫妻的基因重新组合之后，在不同的环境之下，孩子聪明的概率还是以平均值为中间值的正态分布。可是，一对聪明夫妻的基因重新组合之后，孩子仍然得到“聪明组合”的概率会降低，二人的智力技能在孩子身上很可能会分散削弱，而且跟环境的契合度也会变小，这导致了孩子虽然比其他孩子更聪明，但是比父母要笨一点，或者说更正常一点。

智力也有“遺产税”。假如用高尔顿的公式，这个税率就是1/3。假如你们俩的智商都是130，跟平均值100相比，有30的盈余。但是对不起，你们的孩子没法完全继承这30的盈余，他们得交1/3的“遗产税”，最终可期望达到的智商只有120。

你的智商比普通人高得越多，交的“遗产税”就越多。当然，哪怕交了“遗产税”，你孩子的智商仍然高于常人。所以，你也不用太悲观。这个“遗产税”交到哪里去了呢？给“笨”人了啊！假如一对夫妻的智商都是70，他们孩子的也不会只有70，而有80的平均值。

当然，智力和遗传之间肯定不会是如此简单的线性关系，因此在这里用高尔顿的公式，只是为了方便说明问题，但实际情况可能和这个差别很大。不过均值回归的这个基本趋势是不变的。这就是大自然的神奇之处。这个“遗产税”不像人世间的财产遗产税，富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法律漏洞来逃避。在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真正可用之前，还没有任何人可以逃脱基因的规律。但这个“遗产税”也比人世间的财产遗产税灵活，它并不是一个死板的税率——而是基于概率之上。

因此，均值回归只是说，如果你们俩都很聪明，那么你们孩子的平均智力期望值在你们之下，普通人之上。但是，他当然也有可能会与你们持平，甚至高过你们。现在，如果你真的接受了均值回归的道理，那我猜要么你的数学和逻辑思维能力很强，要么你不止一个孩子。因为两个孩子之间，正如父母和子女之间一样，也会共享50%的基因，所以，均值回归在兄弟姐妹之间也存在：假如一个孩子在某一方面很强，那另一个孩子在这个方面也会比较强，但没有那个孩子强。

所以，我常说，生老二是化解育儿焦虑的最佳方法。人类最常犯的错误之一，就是强行归因，为偶然性事件找一个因果解释。本来你当年学习好，是一系列基因、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你却一定要找出一个原因来，比如勤奋、抢跑，然后顺着这个归因。如果孩子成绩不好，那要么是他不够勤奋，要么是自己的补课计划不够超前，于是逼着孩子整天上各种培训班。但其实，就是你孩子的运气没有你好（大部分人的运气都没有你好）而已。

（琼 琚摘自《财经周刊》2021年第25期，宋晓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