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据媒体报道，美团外卖业务正筹备进入香港市场，目前正在招募进入香港市场的工作人员。

截至目前，美团官方对此暂无回应。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视角投向香港，观察其外卖市场与内地相比有何差异。

张权是香港连锁川菜品牌“十二味”的创始人，见证着香港外卖从2014年起步，常年不温不火，直到今年才在堂食禁令的带动下，迎来大规模普及。

眼下，两家国外成立的外卖App——Foodpanda和Deliveroo几乎垄断了香港市场。

在外力作用消散后，这股外卖风潮能否转化成消费习惯？如果美团入局，又是否能顺利打开市场？

文：张锦

美团外卖入港？

数周前，媒体传出风声，美团正在筹备拓展国际化业务，而在正式进入海外市场之前，选择首先在中国香港地区试点外卖业务。

一切都还未知，该地区是否会试点闪购业务、推出独立 App 并采用新名称等都仍在商讨中。

据悉，这并不是美团外卖对香港市场的初次试探。2018 年，美团就曾计划进驻香港，但项目尚未进入执行阶段便宣告暂停。

此次风声再起，尽管美团对外保持沉默，但美团招聘官网上的相关信息增添了传闻的真实性。产品经理、用户运营、战略分析等多个香港工作的岗位，正虚位以待。

当前，两大外卖平台基本瓜分了香港外卖市场。截至去年11月，Foodpanda市占率达51%，Deliveroo市占率为46%，而市占率仅有3%的Uber Eats在竞争压力之下，于去年年底停运。

仅从接触外卖的时间来看，香港并未落后内地太久。

2014年7月，德国企业Foodpanda登陆香港。一年后，英国外卖平台Deliveroo进军香港市场。2016年10月，Uber Eats加入战局，其为美国网约车巨头Uber旗下的餐饮外卖平台。

然而，在用户体验上，当地流行的外卖软件与内地平台仍有不小差距。

以规模最大的Foodpanda为例，一般设有60港元最低消费，且每笔订单均需支付配送费，按送餐距离估算，普遍在5-20港元不等。

不同于美团外卖上经常有满减优惠、红包抵扣，在Foodpanda上，用完了迎新优惠，非会员几乎享受不到其他折扣。

港漂Janet在香港生活了5年，在她看来，即使开通了会员，月费对应的会员优惠也没有足够吸引力。去年3月，Foodpanda推出了会员pandapro，客人需缴纳65港元月费，享有每月5次的免运费优惠、外卖自取95折优惠等。

送餐时间较长也是普遍问题。Janet常常遇到，餐厅明明就在楼下，等待时间依旧要半小时以上。午高峰期间，为了确保准时收到外卖，香港白领Audrey总会提前一两小时打开App，预定好送达时间。

在内地并不流行的外卖自取，却是不少在港年轻人热衷的用餐选择。Janet通常会到店里自取，既节省了时间，也能省去一笔运费。

下班途中，她总能遇到和她一样提着外卖的同行者。

特殊时期培养用户习惯

如果没有这场新冠疫情的催化，在香港点外卖恐怕始终是一种小众消费文化。

香港地区由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三大区域及数百个离岛构成。2019年的数据显示，香港共有750万人口，近半人口集中在港岛和九龙10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在这片地窄人稠、寸土寸金的土地上，餐饮商超分布密集，下楼走几步就能购齐日常所需，面积不大的一间间小店里，世界各地的美食香气四溢，由此养成了当地人外出消费的习惯。

张权在香港经营一家连锁川菜馆“十二味”，如今已有22家分店。在他看来，香港社会构成多元化，不同族群有自己的消费习惯和生活圈，不利于外卖平台的发展。餐厅不仅是用餐地点，更是社交场所。比如，九龙城地区就聚集了大量泰国餐厅。

当然，香港更高的人力成本也是制约外卖发展的一大因素。

香港法定最低工资为时薪37.5港元。据港媒报道，有外卖员每日送餐30单左右，月收入就能达到三四万港元。

港漂“一颗苹果君”在两大外卖平台都曾有过兼职送餐体验。在写字楼林立的中环附近送餐，用Foodpanda每单收入32港元左右，用餐高峰期一小时接三单，时薪能拿到100港元。同一区域，用Deliveroo高峰期一小时送两到三单，时薪90-130港元。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民众出行频率减少，外卖需求有所增加，但不足以对行业产生颠覆性影响。

2021年的一项调研结果显示，约46%的香港受访者点外卖的频率低于每月一次，更有约18%的受访者从未用过外卖App。

直到今年上半年，奥密克戎重创香港，防疫措施的收紧彻底激活了香港外卖市场。

1-4月，港府实行晚市堂食禁令，晚6点后全港餐厅不得堂食，后续又规定接种三针疫苗才能堂食。

“现在的香港，每人手机里几乎都会有一两个点外卖的APP。”张权说，原本喜欢线下聚餐的群体，只能在家里叫外卖，很多从来不点外卖的人都在那个阶段被迫下载了外卖软件。

张权透露，今年以前，外卖单量只占到餐厅20%，今年最高峰达到50%-60%。

对于餐饮商家，疫情下与外卖平台合作则是唯一的选择，议价权完全掌握在平台方。

“香港这两家平台躺着就能接到很多意向合作。”张权听说，现在新加入的餐厅要向平台缴纳高额佣金，高达餐厅营业额的40%，平台还规定，承诺独家合作才有机会商讨佣金减免。

在这样的情境下，商家只有加价于顾客才能不亏本，同样一份餐食，在外卖平台上的售价普遍高于堂食。

随着堂食禁令解除，防疫政策逐步放宽，近期十二味餐厅的外卖订单占比回落到40%。

这一特殊时期培养出的用户习惯，是否能长期延续，又将持续多久？张权也很难给出答案。

终极难题

一股实力强劲的外来力量，想撬开固化的本地市场，摆在面前的是机遇还是挑战？

可以肯定的是，其首先一定会遭遇一系列文化冲突，必需要“入乡随俗”。

在内地，外卖员通常驾驶摩托车或电动车穿梭于大街小巷，外卖骑手因此得名。

香港和山城重庆相似，地势不平，有很多登山步道，有时步行送餐更为便利。香港送餐员一般分为「步兵」和「车手」，在申请时就有明确划分，前者的送餐单价要低于后者。

骑自行车和摩托车的外卖员又细分为「单车手」和「电单车手」。成为一名电单车手需要向平台提供行车证、驾驶执照和车辆登记文件。

停电单车的车位紧张，有些区域甚至没有公共泊位，部分屋苑又拒绝电单车入内，有电单车手因此每月最多收到5张告票，罚款近2000港元。

就在上个月，还有车手以发起罢工的方式，促请外卖公司正视泊车问题。

外卖员罢工在香港并不鲜见。去年11月，在平台不断削减员工单价的背景下，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由巴基斯坦裔和印度裔车手发起，以车手成功争取到权益而告终。

目前，香港的全职外卖员多为南亚裔人士。考虑到管理和语言问题，都将增加一个内地出海企业的运营成本。

最关键的是，用户体验欠缺的背后，是人手稀缺这一终极难题。

“能抢到车手才能抢到市场，有订单都没用。”张权感叹，一到下雨天餐厅就没生意，很多订单因为没有外卖员接单，做好的餐食只能餐厅自行消化。

张权指出，车手紧缺的另一原因是现有平台算法不够成熟，技术层面还有很大优化空间，这正是美团外卖的优势所在。

“可能用美团的算法，能规划好顺路的订单，三个车手可以送六个餐厅，这边三个车手只能送三个餐厅。”

作为外卖商家，张权非常欢迎美团外卖入驻香港，现有两家垄断的格局对商户来说非常被动。

作为消费者，Audrey同样希望看到新玩家的出现，“多点竞争市场会有更好的体验”。

如果美团最终入局香港，或许将要以拯救者的角色出现，也难免要复刻当年的“烧钱”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