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林是我的堂侄女女婿，一位商业装修设计师。结婚前，正林一直奉行“只恋爱，不结婚”，身边的女友换了一个又一个。他的家境在小县城也不错，所以，正林在北京的单身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爹妈担心他找不到老婆，又怕他名声不好，勒令他回到穰县相亲。正林抱着完成任务和应付的心态回穰县，在相了十来个姑娘之后，遇到了我的堂侄女。
结婚之后，正林潇洒的单身生活结束，堂侄女和他一起到北京打拼，做了百万“蚁族”中的一员。在这期间，他们在城内搬了好几次家，又从城内搬到北京最著名的蚁族聚集区唐家岭，有了孩子以后，又从唐家岭搬到通州。
2011年12月24日，圣诞前夜，这一天是正林儿子两岁的生日，我们到通州正林的家里去。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客厅一角是一个怪异的弧形斜面，让人觉得这间房是建在一条抛物线上，很不稳定。斑驳的小桌子，20世纪80年代产的破旧小冰箱，不能看的小电视，这小、矮、低和那过分高大的天花板形成非常大的反差。卧室里有一张超宽大的床，正林的苹果牌笔记本电脑放在床头两个摞起来的纸箱子上，旁边堆放着儿子的尿布、小衣服、玩具。正林的家，有一种奇异的空荡、寒酸和不搭配之感。
正林乐观、活泼、爱开玩笑，骨子里又是那种谨慎、保守的人，从不冒险，也会审时度势。但是，来北京8年，会盘算的他并没有“盘算”到特别好的发展。
“按年龄，我算是‘80后’。2003年毕业于师范学院美术专业，大专。2004年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培训，两年课程，我一年学完，拿到了结业证。那一年真是勤奋得很，上午学一年级课程，下午学二年级课程，晚上还学着画图，找个私活挣点钱。住地下室，一个月住宿费300块钱。
“2005年在亚运村那儿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一家小型室内装饰公司，试用期工资800元。过了试用期，一个月1200元，这是我在北京生活的起步，心里很高兴。那时我每天上班要花1个小时40分钟，倒3趟车，一间房房租500元，两人合租。在那儿干了有10个月，2006年年底跳槽到东四环一家室内装饰公司，有七八个人，一个月工资2400元，在这儿干了一年多。2007年年底结婚，先在万寿寺住，离单位近，房租一个月1100元，感觉太贵了。换了好几个地方，后来，就搬到唐家岭。唐家岭现在已经拆了，说是盖廉租房，后来又说建公园，把人往更远的地方赶。从家到单位一个多小时，每天挤车像打仗一样。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唐家岭的车有多挤。网上有一个段子，说你要是拿一袋饼干上车，下车后饼干成面粉了，反过来，你要是拿一袋面粉上车，下去就被挤成饼干了。夸张吧？其实你要是经历过，那一点也不夸张。早晨6点多出门，有两三百人等一辆车，365次，挤不上车是正常，能上车才是运气。比咱们在家赶年集时挤多了。还有从窗户爬进车的。开始还装着排队，一到来车时，都轰一下往上挤。排啥队？
“2008年又跳到一家公司，是我们这一行里北京最大、最出名的装饰公司，工资3700元。干了快4年，工资涨到5300元，这还是税前的，感觉很没意思。坚持不下去了，过完年就跳槽。后来，要生孩子，才搬到通州这里。这可远多了。上班时间单趟需要两个小时，一天在路上走的时间得4个多小时。早上6点15起床，9点左右到单位，晚上8点半左右到家。亏得儿子睡觉晚，还能见上一面，要是睡觉早，我一星期都见不到儿子醒的时候。说‘披星戴月’一点也不为过。
“怎么说呢？用一句话来总结：有一份体面的职业，却过不上体面的生活。出去坐飞机飞来飞去，住的是高档酒店，接触的也是国际奢侈品牌，咱给人家设计装修，都是怎么奢华、怎么高雅怎么来，每一个细节、每一种材料都讲究得很。出去见客户，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瑞士，中国的香港、台湾，全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客户还有翻译跟着，气派得很。我的直接领导也是德国人，出去吃饭一桌一万多，喝的是高档红酒，酒是专门从瑞士带过来的，吃的是西餐，偶尔还说两句英文。
“下班回来却是蜗居在城中村的小破房里。没有咖啡，没有红酒，没有地毯，落差太大，所以总是自信心不够，下班不想回家。我在唐家岭的那个小破房你也去过，要不是有个老婆，真不知道日子是咋过来的。场景和角色很难转换回来。
“感觉压力越来越大，还没有挣一千多块钱的时候生活得舒服，那时候每个星期还能够出去吃个饭，二三十块钱就够了，现在两个人得一百多。感觉太累，没有意思。
“今年春节开年会，老板在年会上哭穷，说公司利润低，没有钱，所以大家多担待一点。年度奖金没有了，你能想象得出吗？给每个员工现场发了20块钱的红包！大家不光是愤怒，还都很鄙视他。公司赚钱的时候你也没有给员工多发福利，赚钱少了你让大家分担，凭什么？！发20块钱，连打出租车的钱都不够。那天晚上我打车回家，花了60块钱。中国的私企确实还不正规，不拿员工当人使。
“户口问题当然对我有影响。因为是农村户口，住房公积金都交得少。城市户口的员工交工资的12%，农村户口的交6%，少一半，养老金也少将近一半，我的工资条上都有。医疗标准也低，是最低医保。我在的那个公司还是比较正规的，到那些小公司，你要是农村户口，什么都没有，啥都不给你交。
“我原来的同事大部分都是北京人，有车有房，父母都操持好的，不用自己操心。人家挣一点都是自己花，轻松得很，逛逛街，上上网，看看电影，喝喝咖啡，谈谈朋友。咱哪敢去看电影啊，结婚前还去过几次，结婚后一眼都没看过。
“前几年没有压力，从去年开始，感觉压力太大了。说实话，在职业方面，我一直很努力，一直在进步。但是，没有感觉越过越好，而是压力越来越大，还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觉社会不安定。坐公交车会莫名其妙地想，这一车人，要是出事咋办？我现在每天在国贸那里倒车，看着人来人往，头晕、胸闷，莫名其妙地就觉得恐惧，感觉空气都是让人恐惧的。每天在办公室坐着害怕下班，在家里害怕上班，感觉危险。刚上班那两年挺高兴的，现在，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就好像一条腿插进城市，另外一条腿一直抬着，不知道往哪儿放。
“来北京8年，还是有奔头，比待在家里强，但是没有家里安逸。2011年以前我一直生活在生存线上，今年我会转回来，摆脱生存线，往生活上发展，再过三五年，估计能往优质生活上发展。
“我自始至终还是想着挣一笔钱回家，没有想着在北京安家。因为它不接纳我，在没有钱的情况下，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户口、房子、交通，都不行。我想要的安逸生活根本没办法实现。在北京，生活就是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要有机会我还要回去。不过，现在看来，指望我的工资挣大钱的可能性还是不大，就看你侄女的服装生意怎么样。
“我现在是没有一点休息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忙工作，到星期六、星期天更忙，得去照顾生意。但是，我又舍不得放下我的职业，虽然挣钱少，毕竟，那是我的专业，说不上是精神支撑，就是舍不得。如果完全辞职去做小生意，像现在的生意，每天乱糟糟的，面对形形色色的人，为几块钱在那儿吵啊磨啊，我是真的做不来。有些人素质很低，老想把我们赶走，欺负你侄女。有一天，我拿着一把刀，有六七寸那么长，站在过道中间骂：‘妈了个×，谁再欺负我们，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堂侄女最近在通州一家商场的地下室租了一个摊位，卖服装，生意还不错。说到拿着刀子在商场叫骂的时候，正林坐直身子，挽起袖子，用手比画着刀的长度，表情特别强悍，我不禁有些好奇：“你真能做出来？”
“狗急了都跳墙，这是为生存而战。不这样你根本就干不下去。所以，我经常说，要是买彩票中大奖了，我就回俺们庄，弄个大房子，弄个池塘，养些鱼。我可能和别人不一样，我喜欢那种很安静、很清静的生活。人，总有一个梦想，因为我有这个梦想，所以我得挣一大笔钱。如果挣不来，我肯定回不去。我不会在北京住，我最终还是要回家。家乡的生活比这儿的安逸，每次回家感觉呼吸都是舒服的，氧气很充分，精神很振奋。”
正林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的堂侄女走过来，把他手里的烟拿掉，掐灭，扔到烟灰缸里，又把烟盒和烟灰缸拿走。正林没有反抗，连看都没看一眼，任凭老婆处置。
从正林家出来，暗灰色的光笼罩着整个城市，阴郁、杂乱。要下雪了。回想坐在正林家的感受，有一种冷硬之感，像石头一样没有生机。恐怕正林自己也难以相信他能够实现那个梦想——回穰县，回村庄，坐在池塘旁边安静地做梦、发呆。因为所有人都有过这样的梦，但慢慢地，都把它遗失了。正林挤车的情形，他粗糙、仓促的家，他拿着刀在那个地下商场的叫骂，和他的奢华的、高雅的、能够展示城市内在活力和想象力的职业，刚好就是现代都市生活两个相反方向的端点。他每天就在这两个反差巨大的端点里频繁转换，这使他的生活显得特别错位。我在很多年轻人那里都看到了这种错位，还有因这错位而带来的卑微感和深深的苦恼。
（槐 荫摘自花城出版社《出梁庄记》一书，王 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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