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宇诺

作家丹·布朗在疫情初期去了片场和其他一些地方，结果感染了新冠肺炎，不过好在三天后就康复了。听到这则消息，我对丹·布朗的康复速度深感惊讶，我很好奇他为什么不公开治疗方案，以便造福深受疫情之苦的普罗大众，直到我读到来自他前妻披露的信息：“多年来，丹·布朗与一位荷兰驯马师有着隐秘的婚外情，给她买了很多贵重的东西，包括一匹34万美元的弗里斯兰马。”

暂且抛开道德层面不予讨论，我突然醒悟，对情妇较为慷慨的丹·布朗，一定有着雄厚的经济基础，这次感染新冠肺炎后，一定是因为投入了大量的金钱，获得了常人无法企及的极高的医疗服务，才能够只用三天就完全康复。

丹·布朗的钱从哪儿来呢？他是一位畅销书作家，《福布斯》杂志估计他年收入达7600万美元，《时代》杂志估计他光是凭借作品《达·芬奇密码》就有2500万美元的进账。即便如此，他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新冠肺炎康复后，每天早上4点就起床，写作剧本和小说。所以，从某个层面而言，工作带来的金钱挽救了丹·布朗的生命，还使他获得了火箭一般的康复速度。用工作报酬获得高质量的医疗待遇，从而延长生命，这是我工作的第一个目的。

契诃夫在萨哈林之行后意识到，作为文学家，他需要的不是“绝对的自由”，而是“生活在人们中间”，有“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无疑，工作能够实现契诃夫的愿望。事实上，一边进行文学创作一边行医的契诃夫也正是通过工作，通过在医院中穿行于病人中间，获得了精神上的成长及写作的诸多素材。懈怠如我，如若没有工作的压力和鞭策，多半会如地鼠般隐匿于家中，不再精心于护肤及打扮，也将疏于关注潮流趋势及自我成长和提升，更会尽量少地与人类及社會产生互动。一想到这苍白又晦暗的画面，再反观我在办公室那朝气蓬勃、活力满满，与同事热情互动的样子，我就不禁感谢工作，提供给我浮游在人类及社会中的契机，给我输送新鲜的氧气，此为我工作的第二个目的。

美国作家琼·狄迪恩在将女儿金塔纳的骨灰放进圣约翰的大理石墙的一个星期后，飞去了波士顿、达拉斯、明尼阿波利斯，忙着为新书做宣传。接下来，她又飞去了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丹佛、西雅图、芝加哥、多伦多……仍然是为了工作。接下来，她意识到，光是在机场匆忙来往还不够，必须更努力，于是她计划将新书改编成一部话剧，在百老汇演出。在工作的时段，“钟声不一定响起，大门不一定闭锁，问题的答案是开放性的，故事还没有落幕”。狄迪恩是在试图用工作忘却死亡带来的痛苦，正如阿兰·德波顿所言：“工作的存在是为了让我们不再惦记生命的徒劳和死亡的不可避免。”在某种程度上，遮挡生命中的无常及痛苦，此为我工作的第三个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