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

2010年前后，我曾在西湖边开过一家书店，两年后倒闭了。

那天，我騎着自行车，从武林门出发，沿着解放路到西湖边，然后，右转骑向断桥和孤山。我看见儒生张煌言和倭寇汪直在相距不远的地方被砍头，马可·波罗、张岱和秋瑾站在同一个角度各怀心事地眺望西湖，那条被叫作白堤的长堤其实与白居易没有关系，在香格里拉饭店门前，有一位大和尚在一棵松树上打坐了四十年。

如果恰巧下起一场小雨，正在湖中心被淋成落汤鸡的苏东坡开始吟诗，大塔儿巷里一位少年写下哀怨的《雨巷》，住在马塍花市边的李清照面无表情，拒绝写下一个字。

我说江南的每一个孩子都养过蚕，这句话也许不适合所有的“90后”。他们觉得西湖醋鱼很难吃，清明团子的含糖量太高了，杭州曾经有一座满城，那么真的有格格和贝勒在那里谈过恋爱吗？白娘子和祝英台怎么都找了一个懦弱且智商不在线的男朋友？

桑塔格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她说：“怀旧本身成了怀旧的对象，对某种难以重新找回的感觉的回忆，成了感觉的对象。”我突然想到，我写作这本书的心情，也许跟张岱写作《西湖梦寻》时的差不太多，我们都在记录自己愿意记录的杭州和西湖，它充满幻觉，其实与事实相去甚远。

我曾经被问及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没有一座伟大的博物馆？浙江或杭州博物馆里的藏品完全没法与西安、南京、洛阳及太原等古城相比。

我想了很久，后来明白了。杭州把整座城市放大成了一个博物馆。你没有办法把飞来峰或林和靖笔下的梅花搬进博物馆，也没有必要为吟咏西湖的上万首诗词建一座博物馆，断桥其实是一种抽象化的情感，龙井的茶叶还在你的陶瓷杯子里冒烟，绸伞打在一位姑娘的头顶。杭州没有被博物馆化的原因是，它的文化更多地被呈现为风景、文字、传说和商品，它们都还活着，今天仍然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但凡做过国都的城市，都有浓烈的“大帝情结”，那些强悍的统治者不但在生前是唯一的权力核心，在千百年之后，仍然以地面的宫殿遗址、地下的陵墓以及史书中的生动记载，成为城市景致的地标和历史的叙事中心，对皇权的低眉尊重是这些城市与生俱来的传统。

而杭州是一个奇怪的例外。在这座城市做过皇帝的人，都不那么的“大帝”，甚至有种种的人格缺陷。南宋的第一位皇帝愚蠢地杀死了我们的岳飞，而最后一位成年皇帝则是一个低能儿。他们从来没有在精神上统御过杭州。相比皇帝，杭州人显然更以美丽的风景、庙宇的香火和诗人们的文字为傲。在这个意义上，杭州不是一座属于权力的城市，它一直被平民所统治。

“如何好好地活着？”——这是杭州的城市哲学，它缺乏宏大性，琐碎、具体而世俗，甚至在某些年代，呈现为被动的“偏安”。它对岁月和权力的反抗是温和的，即便在最绝望的时刻，仍然是李清照和张岱式的。这注定了杭州不是一座神圣或悲壮的城市，它平凡、略带忧郁而不颓废。

在杭州的湖畔和群山之中，埋着很多灵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非出生于杭州，而最终选择在此安息，或许这里符合他们对人间的最后想象。这可能也是那么多人——包括那些强势的帝王和领袖——喜欢杭州的原因，这里的风景和市井生活带有很大的疗愈性。顺从与从容，足以让剑拔弩张的岁月顿时婉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