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头刀与人性
近读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李遹声夫人Lucy的回忆录《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的旅居》，其中讲了民国时她在安庆经历的一件小事：当时皖省都督的一个小姨太对基督教感兴趣，Lucy时常去督府见她，慢慢同皖督也熟了。有一次佣人告诉她，前次杀人因鬼头刀不快，砍了十五刀才把那犯人的头砍下来。这让Lucy感到愤怒和恐怖。
后来这事通过上海的报纸传到国外，对她热爱的中国构成一种羞辱。Lucy立即到督府要求见都督。Lucy要求都督至少应该把鬼头刀磨快一点。都督无奈地说，因为迷信，在安庆没有磨刀匠愿意磨鬼头刀。Lucy于是请求都督换一把新刀。都督回答说，除非到上海去买。
她带着愤怒和失望离开都督府，对皖督仅有的一点好感也荡然无存；并且她的脑海中一直纠缠着那“十五刀”，那场面如同砍树桩一样，死囚那惨烈的呼叫如在耳畔。次日晚些时候，皖督告诉她订刀的电报已打到上海，并且在新刀到来前不会执行新的死刑。这让她感到一点宽慰，私下觉得这是一个小胜利。
事实上，砍钝的鬼头刀在当时并非仅此一把，应是相当普遍的了。因为反正都是砍头，过程是不重要的，刽子手和看客也不关心鬼头刀锋利与否，甚而连死囚也不关心这个，反正留下的都是“碗口大的疤”。
鬼头刀刃口是锋利的，背厚面阔，体量沉重，长于劈砍，似乎是专门用来杀头的。因为是送死囚进“鬼门关”，故在刀柄处雕有一个鬼头。问题是，刀砍头砍多了，再怎么也会出现缺口。哪个磨刀师傅愿意磨这种刀呢？20世纪初，美国著名旅行家盖洛著有《中国十八省府》一书，其中写到在安庆见到的行刑场面。他写道，刽子手砍完头，赶忙跑回城里，将屠刀放在关公庙里洗干净，同时献上一份便宜的祭品，然后他燃放爆竹，以躲避任何不祥的兆头，最后他才去衙门领取应得的八百文铜钱。与此同时，在城墙上围观的看客会用高声呼喊和鼓掌等方式，将鬼魂挡在城外。
在贪吏横行、酷刑丛生的古老国度，人心结着厚茧，人性麻痹。笔者之所以对Lucy产生由衷的敬意，就在于这种鸡毛蒜皮的小细节，不可能在民国的总统、都督的脑海中出现。而Lucy完全可以置身事外地享受尊贵的生活，完全可以对那些与己无关的死囚不闻不问，这既不妨碍她的道德感，也不影响她传递福音的成就感。短暂的不快会迅速被好梦取代，问题是，那惨状一直缠绕在她的心头，令她寝食不安。
悲悯促使她采取了行动，尽管结局不可更改，但她改变了非人道的过程，哪怕只有几秒钟。这体现了真正的基督精神。那些宏大的礼拜仪典，远不如对那些必死囚犯的临终关怀更见人性，亦更见神性。Lucy身上散发着真正的贵族精神的气息。
同样是女性，纳粹头号女战犯伊尔丝·科赫是一个美女，她被指控的主要罪证不是杀人数量，而是堆成小山似的精美艺术品：有钱包，有书籍的封套，有灯罩，每一件都光滑细腻，富有弹性，在光线照射下莹莹发亮，但那材料竟是一张张人皮——从尚未完全断气的活人身上剥下来的皮。同其他屠夫一样，伊尔丝·科赫也喜欢音乐，甚至哲学。她（他）们可以一边听着优雅的古典音乐，一边残杀自己的同类。由此看来，音乐和哲学这些修养，并非人性和人的素质中最核心的部分。
不择手段是可以玩到极致的，也包括杀人的花样。据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为剃头室撰有一联：“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几许；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倒鲜活地刻画出一些政客和造反者都同样冷血的本质。而且，更诡异的是，“头颅”竟成了造反或革命的“目的”，而“手段”则可以“各显神通”。试想义和拳等各种狂潮，无论宣言包装得如何正当、如何漂亮，最后无不以“老夫手段如何”分出胜负，又以“天下头颅几许”作为血的代价。
林语堂说过：“我没有梦想，我也不梦想军阀不杀人，但只是希望军阀杀人之后，不要用二十五块钱把人头卖给被杀者的亲属。”
（何 如摘自《财经》2015年第35期，黎 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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