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活在意义中，不需要再去寻找-文摘阅读-无忧岛网

我叫纪慈恩，我一直觉得人应该有两个名字，一个是父母取的，代表了他们对我们的期望；一个是自己取的，代表了我们对他们的期望的回馈，所以，我给自己取名纪慈恩，因为我非常想纪念我在生命中收获和付出过的慈悲与恩情，它们曾经改变过我的生命。

我到目前的生命分为两部分，20岁之前和20岁之后，和所有人一样，又不完全一样。

那一年，我最好的朋友得了肝癌，因为她在荷兰留学，所以很自然地知道在荷兰安乐死是合法的。为了让我签署安乐死同意书，她刻意在我面前表现出肝癌是如何摧毁着她。她每天疼得咬自己的胳膊，直到把牙咬掉，这时，她才告诉我，她希望我为她签署安乐死同意书。她求我，求我放她一条生路。我当年虽然年纪小，但也知道，此生，我能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放她走。于是，万般无奈下，我狠心为她签署了安乐死同意书。

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后半生。

那年我19岁，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我以为所有人都会理解我，可惜不是。在她的追悼会上，很多人问为什么她这么快就去世了，应该还有几个月的，知情的人说是我签署了安乐死同意书。于是，那可怕的一幕上演了，我至今都无法忘怀——他们说是我杀了她，他们说我一定会得到报应，他们说我忘恩负义，他们说我是杀人犯……一个人，两个人，最后大部分人都对我进行谴责。

在此之前，我每天都在哭，医生说这是正常反应；可是追悼会之后，我就再没有说过一句话。不是因为他们说的是对的，而是我已无力去面对这个早已坍塌的世界，自我封闭成了保护自己的唯一方式。我每天都躲在屋子里，不和任何人打交道，不和父母说话，只是坐在地上，问自己，问老天“为什么是我”。

最终，我被确诊为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就这样，一句话都没有说的日子过了一年，直到有一天，在没有任何好转的情况下，我当时的心理医生冒险带我去了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利院。

走入福利院第一眼就看到一个小女孩，她用一双硕大的眼睛盯着我，虽然我还是没有说话，但那双眼睛真的融化了我。后来保育员阿姨告诉我，那个女孩是在三个月大的时候被遗弃的，有位阿姨捡到她，一直养到五岁，后来实在养不起才送到福利院，所以她很孤僻，不说话，总是静静地坐在地上一个人玩，不去争不去抢。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当时的境况很像，还是因为缘分，她喜欢坐在我旁边，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就是乖乖地坐在我旁边，我也不说什么，看见她就笑。我们像是被世界抛弃的孩子，坐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只是坐在一起，就觉得自己是安全的。

从此，我情系此地，每天都来，只为了这个小女孩。因为她，我开始慢慢打开自己。

当福利院的那个小女孩越来越开朗快乐的时候，旁人说是我救了她，可是他们不知道，其实是她救了我。于是我决定收养她，我认为只有在我身边，她才是安全的。

就这样，我陪伴她走过了很多年，等待我符合收养条件。

可渐渐地我发现“爱”与我想象的不同。以前，我认为我一定要收养她，只有我才能给她幸福；可渐渐地，我开始接受一个现实：她的病太严重了，她需要好的医疗条件，好的心理辅导，一个健全的家庭，一个好的特殊教育环境，而这一切都不是我能给的。

于是，我开始帮她寻找收养家庭，最终有一对善良的美國夫妇愿意收养她，而他们家其他的孩子都已成人，他们会对她呵护万分。我想，这是她最好的归宿。

要走的那天，她躲在房间里一直哭，我以为她是害怕，害怕在没有我的日子里，会孤单、会没有安全感，就像我来之前的她。我对她说，收养你的爸爸妈妈很爱你，他们会对你很好很好，你去了美国会认识很多新的小朋友。可是这个时候，她说，如果我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回报你了。

当时，我真的感觉到心在颤抖，一个孩子的成长远远超过了我们成年人的想象。对未来，她没有一个孩子对陌生事物本能的恐惧，只是担忧自己无法回报我。

我抱着她，对她说，孩子，你回报我的方式就是用我爱你的方式去爱天底下所有的人。

我不知道当年9岁的她是否能够领悟这句话的含义，她只是趴在我怀里使劲地点头。

去年她跟随她的养父母回到中国，见面的时候，我询问她在美国的生活，问她平常都做些什么。她说，她参加了和一个非洲小朋友互相帮助的活动。我说，你好了不起，小小年龄就做善事。她突然很深沉地说，因为我想做和你一样的人。

这些年，有很多人问我在福利院都做什么。其实人与人之间能有多大的恩惠？我什么都没有做过，我不过是在用我的力行告诉他们，他们长大以后应当去做一个怎样的人。

我没有做过一件所谓伟大的事，这个世界并不存在伟大的事，只能用伟大的爱去做微小的事。我害怕赞扬，并不是谦逊，是因为赞扬让我觉得理亏，因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首先是因为这件事给我喜悦，只不过同时给别人带去了一些益处，而这种益处被外界所放大。其实，最终的受益者依然是我自己。